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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周恩来接替毛泽东 抑制苏区打“AB团”肃反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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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

        反“AB团”与“富田事变”,是红军时期在中央苏区影响很大的事件。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出版的党史军史,一般都不提这件事情。三中全会以后,曾经历过这一事件的萧克等老同志,写了回忆材料,党史军史研究工作者也有文章发表,但当时的文献,除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之外,其他文字的记载,特别是关于反“AB团”斗争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记述很少。最近,阅读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集、第10集,其中有几份文件对于研究反“AB团”与富田事变,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反“AB团”斗争是在中央苏区由总前委发动的

        中央苏区的反“AB团”斗争,发生于1930年10月,富田事变发生于同年12月。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并没有反“AB团”的指示或部署,苏联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也没有开始,后来被打成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苏联党的领导人,这时都还在担任要职,他们都是在1934年以后才遭迫害的。1930年12月3日,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军事负责人盖利斯给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的汇报信中,转述了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1930年10月14日写的一封信的内容。盖利斯说:

        他在这封信中谈到了江西党组织的危机,秘密的反革命半恐怖主义组织“AB团”成员不仅钻进了基层组织,而且还钻进了党的领导机关,党组织处在富农、地主和豪绅的影响之下,依靠地方力量来改善党组织是极其困难的,应该从上海派人去。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首先提出了“半恐怖主义组织AB团”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反“AB团”的建议。1931年2月19日,盖利斯、米夫和马雷舍夫的谈话记录中也提到这封信的内容:

        为补充以前关于江西情况的通报:毛在10月14日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江西的组织处于富农和地主的影响之下,AB团分子钻进了党和苏维埃机关,包括领导机关。

        占领吉安时发现了在党、苏维埃政权和军队中活动的AB团分子的名单。根据这份名单,许多省委委员都是AB团分子。很难断定名单中指出的人真是AB团分子还是这里的AB团分子的挑拨离间,要使我们的同志倒在枪口之下。这份名单在通过毛关于逮捕省委的决定时起了很大作用。

        1931年2月10日,即富田事变发生两个月后,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进一步反映了他听到的情况,信中说:

        一个由三名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刚刚抵达(他们1月4日从那里出发),报告了负责我们江西运动的领导人中发生的重大分歧。据代表团报告说,毛泽东使朱德处于单纯执行自己命令的地位,剥夺了他作为总司令的几乎所有权力。毛指责省委书记〔注:李文林〕与“AB团”组织(地主富农等的恐怖组织)有联系,并提出解除他职务的问题。表决时毛显得很孤立,该书记仍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于是毛便开始指责整个省委。部分党委委员后来被20军解救了。毛为此下令湖南部队(20军已开赴湘东)解除20军的武装。毛的这项命令未被执行。

        毛同彭德怀在进攻方向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有过彭不执行作战命令的情况。在代表团出发前,彭同毛还没有完全公开闹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朱德的功劳,他对彭有影响力。老的政治指挥人员对毛暗暗不满。地方党组织几乎全都反对毛。前敌委员会同他站在一起。

        代表团到上海来,是为了请中央解决冲突。代表团认为,过错全在毛身上。这一切在东固事件(注:即富田事变)前就发生了。现在(2月10日)情况如何我不清楚。很难弄清楚,这里到底是谁的错,这一事件的起因在哪里。据来者报告,不管怎么说那里的情况非常严重。我在这里转达莫斯克文(注:即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我还没有同代表团谈。我昨天才得知此事。因此,我只好不作评论。我建议莫斯克文立即把问题提交政治局作出决定并立即派人去。决定大体应该是这样的:“在中央局(两名中央委员和我)到达之前停止任何意见分歧(的争论),一切都原封不动,应集中全部力量打退军阀又重新发动的攻势。中央局将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将作出决定。”

        这是盖利斯准备去中央苏区之前给别尔津的汇报。后来他未去成。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局。1930年11月先派项英去苏区,12月30日,项英抵达红一方面军总部,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地区正式成立,因周恩来尚未到苏区,项英代理书记。他对反“AB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1月16日在他主持下发出的《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中,一方面严肃批评富田事变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错误行动,同时说不能“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另一方面强调要“纠正过去反取消派AB团斗争中的错误”,其表现是“盲动没有标准一咬就打”,今后“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杀,尤其防止一般小资产阶级报复主义的发生,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这个公告发布后,使肃反扩大化一度有所缓和。

        从共产国际档案反映的情况看,反“AB团”斗争是由内部意见分歧引起的

        1931年2月11日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东方部部长、驻中国代表别斯帕洛夫,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执行局书记温裕成和时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的博古的谈话记录,反映了富田事变后第一个苏区代表团汇报的情况:

        苏区代表团已到达上海。代表团中有江西(苏区)共青团省委书记(段良弼)。代表团是1月3日从那里出发的。他们通报了红军和党组织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温同代表团谈了话,并向政治局作了汇报。

        这些事件发生在1930年12月底。

        代表团报告说:军阀发起第一次进攻时,毛泽东和朱德主张采取不战而放弃阵地的策略。例如放弃东固。农民中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情绪。数万人同红军一起走了。空前未有的饥荒……省委立即召开了省委全会。全会决定建议红军指挥部开始同敌人作斗争。省委书记李文林同志把这一决定转达给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毛把他抓了起来。此外,毛还立即派出一个连去逮捕省委全体成员以及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机关工作人员和政府成员。他们受到指控,说他们是反革命组织即所谓“AB团”(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成员,他们都受到严刑拷问。共青团区委书记(注:指段良弼)让看了他的伤势,他受了重伤。由于严刑拷问,他们招认了,尽管(据他们说)他们始终是反对“AB团”的,从来也没有成为它的成员。这个连还被毛派往红20军。该军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是从游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并处在省委的影响之下。毛派去的这个连逮捕了该军的所有指挥员、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被捕的人中有名声显赫的团长(注:指174团政委刘敌)。当指控他,说他是“AB团”成员时,他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已在红军队伍里战斗这么久了,我全家人都被白军杀害了。”他被释放了,回到了团里,他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决定借助军事力量解放所有被捕者。这个团立即被派去,所有被捕者都被释放了。毛的连由于宣传鼓动改变了自己的情绪,因为大家都怕毛,于是红20军(3000多人,1000多件武器)过了河(注:即赣江)。毛火速派红12军去对付红20军。省委再次召开会议,决定不发起反对红12军的斗争,而是派一个代表团去它那里,建议毛反对共同的敌人,在军事方面听从毛的指挥。

        红12军相信了,没有采取行动。于是毛派湘东一个团去对付20军。20军又派代表到这个团。该团也拒绝进攻。这时省委决定派代表团去中央。毛知道这件事。

        这份谈话记录还记载了报告团反映在反“AB团”之前出现的意见分歧:毛与彭德怀之间的意见分歧在占领长沙时就已经产生。毛主张攻打南昌,而彭主张攻打长沙。起先攻打南昌,红军遭到了失败。于是彭带领自己的部队去攻打长沙,并两度占领该城,但毛没有给彭提供任何援助。他正是以此来解释攻打长沙失败的原因的。

        由于军阀的进攻,又出现了意见分歧。占领吉安之后,红军获得800万墨西哥元和许多黄金。许多同志认为,现在可以开始打进攻战了。毛反对这样做。他希望先取得军事储备和食品。他派小股部队到城市和农村,但两周内什么也没有筹集到。敌人进攻开始了,同志们想迎战。毛说,应当避开。吉安未经战斗就放弃了。毛提议去闽东南。这一命令下达到彭德怀那里时,彭在军内召开了会议。同志们说,如果毛今后还坚持这种策略,那就应当同他断绝关系。彭当时还很谨慎,他说,不能同毛断绝关系等等。

        毛与省委之间也存在意见分歧。有一次毛建议解散所有党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内有很多“AB团”分子和富农。实际上,当时在党组织和苏维埃机构中是有许多暗藏的这类分子。区委反对这一建议。

        谈话记录还反映出在其他问题上的一些意见分歧:

        朱德与毛之间也有分歧。曾举行过一次有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指挥员参加的会议。朱德在这次会议上说,他不过是毛中的玩物,没有任何权力,毛泽东不拿他当回事,他什么事也干不了。彭当时拍着桌子说:“你是懦夫,你为什么不斗争?”

        共产国际成员对反“AB团”斗争的不同意见

        从盖利斯的汇报信和别斯帕洛夫等的谈话记录看,他们虽然并不完全相信从苏区来的第一个代表团的上述汇报,也没有完全否定这些汇报。

        1931年2月19日,共产国际远东局政治负责人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周恩来的谈话,有以下的记录:

        关于毛与彭之间的分歧问题。由斯皮里多诺夫(张国焘)、科穆纳尔(王稼祥)、古德科夫(沈泽民)、布雷利斯基(任弼时)和莫斯克文(周恩来)组成的政治局委员会同来自江西省委的三名同志进行了交谈。除这个代表团外,一个新的三人代表团也来到我们这里。从交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个代表团通报的关于逮捕和毒打被怀疑为“AB团”的我党党员的情况确实发生过。但从这个新的代表团的通报中可得出,第一个代表团并未得到同志们的很大信任。有消息说,前委书记(刘士奇)将带着从毛那里得到的材料和资金到我们这里来。根据现有的材料很清楚,领导同志中的分歧在去年6月江西省委举行第二次全会时就发生了。这次全会讨论了中央关于党的路线的来信(指1930年6月15日立三路线期间中央给红4军前委的信)。顺便说一下,这封信中谈到,让红军夺取农民的所有武器,没有讲加强苏区,而是讲占领大城市。毛反对这个路线。他就此写信给全会,证实这个路线是错误的。他建议首先清除苏区的一切反革命组织,并且建议吸收广大农民群众参与这件事。他说,现在去大城市,会使现有的根据地变得不巩固——这就是允许富农保留在当地的统治。苏区存在的“AB团”组织活动很巧妙,该组织的组成人员——是留在苏维埃政权任职的前国民党官吏。江西省委去年7月的决议中说“AB团”有10万人。他们似乎全都混在我们的队伍里。当时我们在这个地区共有党员30万。我觉得,这个数字明显夸大了(莫斯克文),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我们队伍里还是在红军中,都有很多不坚定的分子。很多红军指挥员是前国民党校官。在苏维埃官员中有很多富农、地主和半知识分子的子女。“AB团”可以通过他们进行活动。这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同他们作斗争。

        最近撤出吉安后,我们军队的同志——毛、朱、彭——对军队进行了清洗,他们清除了大约4000人,有的被枪毙,多数被逮捕,等等。毛从这些被捕的人那里得到一个混在我们队伍里的“AB团”成员的名单。此后便发生了我们所知道的逮捕。一些接连不断的传闻在流传,说共青团书记(注:指段良弼)是“AB团”成员(现在他在上海)。根据我们查实的情况可以得出论,毛和同他意见一致的同志执行的是一条同反革命,特别是同“AB团”作斗争的正确路线。但同这些分子作斗争的方法并不总是正确的。毛同志认为全都是“AB团”的成员,他不做任何区分;“不应全都一锅煮”。我们决定给党的前委和毛发一封信,指出,我们认为同“AB团”作斗争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对个别具体情况作出答复。正在前往当地的政治局代表(注:指项英)获得了广泛的权力,他可以审理所有这些事情,他同苏区中央局共同作出的决定对全体同志都具有约束力。在作出这样的决定前,同志们应该停上一切争论,齐协力地工作。

        奥斯藤(雷利斯基):你们给毛和前委的信在寄去前请将草稿送给我们,以便协调一致。我觉得,不写路线和事实正确与否较为合适,因为不能根据表面消息做判断,而在通知中央代表前去后,要号召全体同志齐心协力地工作,同前线和苏区的反革命作斗争。

        从以上记录可以看出,雷利斯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政治负责人(实际是第一把手),对反“AB团”斗争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的。周恩来也还比较谨慎,说“AB团”的数字明显扩大了。但是,正在这时,米夫到上海来了。当时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的副主任,他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上海准备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纠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所谓调和路线的。在这个问题上,米夫和雷利斯基早就有明显的分歧。米夫指责雷利斯基“在三中全会上有路线错误”,雷利斯基则申明反对米夫的批评。1930年6月28日共产国际“决定责成米夫同志起草给中共政治局的电报,不解除雷利斯基同志在远东局的工作。”米夫到上海后,两人常发生争执,在对待反“AB团”问题上,两人的看法也不相同。1931年2月19日,雷利斯基在与向忠发、周恩来谈话时,明确表示“不写路线的事实正确与否较为合适,因为不能根据表面消息做判断”。可是同一天,米夫同马雷舍夫和任弼时的谈话否定了第一个代表团的报告,肯定了第二个代表团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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