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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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母亲:母爱,只有”政治正确”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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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天写到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时,她的老师佛朗士给了她八百块钱作为奖励,张爱玲得到极大鼓舞,拿去给她母亲黄素琼看。她母亲没说什么,只叫她放在那里。张爱玲惴惴然放下,离开,过两天再来,听说那钱已经被她母亲在牌桌上输掉了。

无法形容张爱玲中的震荡。我说过,佛朗士也许是张爱玲的初恋,起码是她这一生里最为仰慕的人,在她惶惶然的少女时代,他给她的这份鼓励,被她视为一张“生存许可证”,“这世上最值钱的钱”,她母亲难道看不见她眼中的光彩,为何要做这残忍之事?

有个朋友看到这段对我说,也许她母亲觉得她太得意,甚至觉得她与这教授有私情,要用这种方式小小地打压她一下。我一下子就很赞同这说法,因为想起我自己的一次经历,1998年,我接到省城某家报社的就职通知,高兴得发了疯,全家人都很高兴,只有我说,现在这么高兴,不知道哪天都不想去了呢。

我当时大不快,我批评我妈太不会说话,可能是看群众不满情绪过于强烈,我妈解释说:“我是觉得你们高兴得过了,给你们泼点冷水——”好吧,母上大人,你的用心是好的,但不能永远都这么“政治正确”啊。

看张爱玲和她母亲的一生恩怨,归根底也是她母亲只在意“政治正确”,她母亲对她不算不好,也最大限度地尽到了义务,却给张爱玲留下一生的心灵暗疾。

最初,张爱玲对她母亲亦曾崇拜有加。最初的记忆之一是她母亲站在镜子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张爱玲看得艳羡,声称:“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她母亲给她提供了一个很梦幻的成人模板。

还有后来母亲的频繁出国,对于法兰西和英格兰的熟悉,出现在她上海公寓里的瓦斯炉子和瓷砖灶台,都让张爱玲眼花缭乱,甚至冲淡了父母离异给她带来的伤感。

当少女张爱玲厌恶地从父亲家中终年萦绕的鸦片烟雾里穿过,当她不得不接过继母递过来的碎肉色的旧棉袍,当她看见父亲与继母相互敷衍,没有一句实话;当她听见自己的心里很清楚地说,“我对这里的一切都看不上”时,母亲的世界,就会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划亮火柴时那样瞬间出现,令她失神向往。

张爱玲16岁那年,黄素琼再次从国外回来,张爱玲不免多去了几次,令她继母不满。争执中,父亲将她囚禁,过了大半年,她终于设法逃了出去,逃到她母亲家。

这通常是小说或者影视剧里的高潮,母女俩可以深情相拥了,然而张爱玲的一生从来都是反高潮,等她来到母亲的家,遭遇到她这一生里第一场大幻灭。

黄素琼对她不算不好,请了一个犹太教师给张爱玲补习数学,每小时五美元。还教张爱玲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告诉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黄素琼一心一意打造出一个优雅的名媛出来,但很不幸,张爱玲实在不是这块材料。

她没有那种活泼妙曼的风范,走路跌跌撞撞,始终学不会巧笑浅嗔,一笑就嘴巴全张开,一哭就是青天落大雨,让黄素琼很失望。除了写在上的质疑,她还会冲着女儿咆哮,声称后悔当年认真照顾她的伤寒病,还说她活着就是为了害人。

她发泄完情绪,该干嘛干嘛去了,却让张爱玲长久地不安。 “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对于一个孩子,父母就是全世界,她和父母的关系,也决定着她将来和世界的关系,跟父母之间是轻松,是紧张,是尖锐,还是柔和,她将来和世界也是这样。

黄素琼也许会申辩,说她制造这些压力全是为张爱玲好。事实也是这样,张爱玲发愤图强,1938年,她报考伦敦大学,获得了远东区的第一名,但这时欧战爆发,她没能去成伦敦,第二年改入香港大学。

你看,黄素琼的教育挺成功是不是?她对张爱玲的质疑、埋怨、批评,放在现在可以叫做挫折教育,我听过无数人抱怨,它让自己的成长期变得昏天黑地。“为什么你不如XX?”“你看你有多蠢?”“考不到XX分就别回家了”……张爱玲提到,她看到美国帮球员吉美·皮尔索的传记电影,几乎嚎啕,“从小他父亲培养他打棒球,压力太大,无论怎样卖力也讨不了父亲的欢心。成功后终于发了神经病……”

是的,你给我的压力也许能让我成功,却会让我变成神经病,让我怀疑自己是不被爱的,让我失去对于世界的信赖。这怀疑,若是放到一个以敏感著称的天才身上,更有被放大的可能,然后,在香港,张爱玲与黄素琼的短暂相聚时,就出现了我们前面说过的“八百块事件”。

这件在张爱玲的心灵世界里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暗自揣度一下,没准我妈也干得出来,假如她也爱打个牌的话。说不定,她还觉得自己这一招绝妙呢,四两拨千斤地,打击了那个少女刚刚冒出的爱情小幼苗。在对待子女的感情上,很多父母都是自作聪明的。

张爱玲回到上海后,写了篇“自曝家丑”的文章,得罪了她舅舅,她姑姑警告她说,你二婶回来会生气的。张爱玲说:“二婶怎么想,我现在完全不管了。”她告诉她姑姑,是因为那八百块钱。她还说,她一定会把母亲在她身上花的钱全还给她的。

嗯,还了你,你就不是我的债主了,就不可以再对我品头论足挑三拣四,让我一生活在你质疑的目光里了。

还了你,我们就不相干了,你就不能那么理直气壮地动我的钱了,你不知道,你动的,是我的一整个世界。

最完美的梦想是将钞票放在一打深色的玫瑰下,装在长盒子里还给母亲。但这抒情的梦想的前提是,她首先得有钱,在她成为一个作家之后,张爱玲对稿费的计较,众人皆知。她跟胡兰成解释,胡兰成过后拿了一箱子钱给她,后来又给了她很多钱。她把这些钱变成黄金,像一条紧张的,蛰伏在洞口,等待着她的债主归来。

旋即日本投降,胡兰成开始逃亡生涯,他需要钱,她知道他需要钱,她这时应该慷慨赠金,像戏文里上演的那样,用胡兰成的话,则叫“报他的恩。”但是,相对于这乱世情,还母亲的钱,仍然是她生命中的第一主题,她硬着心想,反正有他侄女青芸照顾他,反正青芸已经为他牺牲掉了。

她因此变得更敏感。当他沉默,她就觉得他是怪自己不拿出钱来;当他说别人“心肠坏”,她也觉得他是在指桑骂槐,怪她不拿出钱来;她可以千里迢迢去看他,牵肠挂肚,在他面前泪水横飞,就是不愿意拿出钱来;她觉得,自己逼出了住在他灵魂里的那个“泼妇”,变着法子诅咒她的一毛不拔,可她就是不肯拿出钱来。

近乎草木皆兵,胡兰成的朋友跟她说起胡兰成的新欢小周,她也觉得那人是用这种方法刺激她,要她拿钱。

“吓不倒我”。她心意如铁。没有比还母亲的钱更大的事件,她少女时代就积攒起来的意志与决心,谁也不能抗衡。

黄素琼终于回到中国。张爱玲选了个时机去还钱。没有玫瑰,没有长纸盒,二两小金条放在心,简直担心会从手指缝里漏掉。她还陪着笑递过去,感谢母亲为她花了那么多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她说这是还她的。

她母亲落下泪来。这一招对黄素琼的打击,想来不比当初黄素琼把那八百块钱轻易输掉时,对张爱玲的打击小。不管张爱玲说得多么客气,她怎么会不明白,这两根小金条上,聚集着的决绝与冷酷,她这样对女儿说:“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子’暧。”

这话让张爱玲十分诧异,她那女神范儿文艺腔的母亲,竟然以佣人余妈碧桃她们的口气,引用这句南京俗语

也许,她们母女最大的隔阂在这里,张爱玲始终高看了自己的母亲,就像她五岁的时候,仰起脸看着她母亲梳头,以为她是那样美丽、强大、不可攻克。她因此高估了母亲对自己的伤害,黄素琼一个也许过于随意的举动,被她读出太深刻的恶意,假如她能明了她母亲不过是个普通人,不可能处处完美,做事也欠思量,是否,就能更早的时候,多一分释然与原谅

黄素琼则是低估了女儿,当那些语言脱口而出时,她还是把女儿看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以为自己的那些情绪发泄,不会在她心里留下痕迹——“反正是为了ta好”,做母亲的,通常以为“政治正确”就够了。最后还是没还成,张爱玲硬着心肠想,不拿也罢,不拿也没有别的了。

我还了,你没要,这笔债也算了了,别以为你还能在我这里留点什么。说起来真绝情。

但这一次,她不断地感到她母亲正在老去,感到周围的人,对她母亲的冷淡,她时常诧异,却不知道这诧异便是不平。她的作品被桑弧改编成电影,她母亲去看,非常满意,张爱玲诧异她也像普通父母那样,对子女的成就容易满足,她没想过,她母亲也许不过是个做得不太好的普通母亲。

黄素琼再次离去,去了她喜欢的,洁净的欧洲。张爱玲随后去了美国。她们母女此生未再相见。1957年,黄素琼在英国住进医院,她希望张爱玲能够到英国与她见一面,写信给她“现在就只想再见你一面”。张爱玲写信对她的好友邝文美说,“我没法去,只能多多写信,寄了点钱去,把你于《文学杂志》上的关于我的文章都寄了去,希望她看了或者得到一星星安慰。后来她有个朋友来信说她看了很快乐”。

一个月之后,黄素琼去世,没有亲人在身边,不知道她最后的时刻是怎样度过的。她留给张爱玲一箱古董,张爱玲靠变卖那些古董,捱过了和赖雅在一起的困窘时日。

就在她母亲去世的前一年,张爱玲曾经怀孕,随后流产,许多人提起过这件事,《小团圆》里将它写得触目惊心。在小说里,赖雅化名为狄汝,他劝盛九莉生:“生个小盛也好”。盛九莉笑道:“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那个男婴最终是顺着抽水马桶被冲下去了。她后来解释说她不想要孩子,是因为她“觉得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她心里对母亲是有歉疚的,但并不原谅。

她不要孩子的决定就当时的生活状态来说是对的,却使她失去了一个理解和原谅母亲的机会。并不是“生子才知报娘恩”,生孩子是自己的决定,谈不上报恩这种话。只是,当一个女人有了孩子,才知道做母亲多么不易,手忙乱顾此失彼中,你会在原谅自己的粗疏时,体谅当年的母亲;你会因为变成女人,而将当年那个不成熟不完美的母亲视作姐妹,消解掉许多误会形成的隔膜;甚至于,你对一个孩子的母性会扩大到对整个世界,回头再看母亲,她的很多错,对你的很多伤害,都是因为她自己的成长期,曾遭遇过更多的伤害。

以黄素琼为例,她出身名门,祖父为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家中极为守旧,打小裹脚,读的是私塾,弟弟却被送进震旦大学。若是在过去,这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在那个大变革的年代,黄素琼心中就颇有一番起伏。她的要强,她对新世界的迷恋,皆是因此而起。另一方面,她是遗腹子,没见过父亲,从小见的,只有嫡母和亲生母亲这两个寡妇,她心中有阴郁的一面,也就不难理解了。

她不是故意要那么暴躁严苛的,是命运要她这样,若能理解这一点,会不会就会少点伤痛。就像我小时候我母亲也极端暴躁,经常口不择言,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领悟到,她不知道如何善待一个孩子,是因为她不曾被世界温柔相待,她以为这样也可以,事实上,比起她曾遭遇的那些,我所受到的伤害确实不值一提,她也许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

张爱玲有没有想过这些呢?也许她也想过,只是没有力量改变自己,积习已经积重难返,她也没有契机让自己从中脱离。

没有哪一种爱不是千疮百孔的。这句话在张爱玲总结她和母亲的关系时出现,问题是,千疮百孔的爱也是爱啊,也能够温暖人心。作为资深张粉,我对她最不赞成的,就是她这种感情上的完美主义。她一向反对文艺腔,可是,我得说,她对于完美整齐的感情的追求,实在是太文艺腔的一件事。

母亲,最后只能是淌在她的血液里,她们甚至没有一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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