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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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远赴美国寻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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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氏夫妇对于张爱玲有足够的尊重,他们佩服爱玲的文学,同情爱玲的处境,肯为爱玲出力,但同时也尊重爱玲的决定。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本土都远离战区,尤其二战之后,美国以一种生猛的姿态,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那几乎是美国最好的时代。文学之于香港,是点缀,是边角,是夹缝中冒出的一点弱弱的苗;但在美国,在纽约,文学及其出版却繁花似锦,多少文人聚集在那里,寻找机会。《秧歌》英文版成功打入美国出版圈,给了张爱玲自信,在香港和日本寻求出路的颠簸,更是给了爱玲奔向新大陆一记助推。

    1955年秋天,香港不算冷。宋淇和邝文美来到码,为远赴美国的张爱玲送行。他们明白,对于张爱玲来说,去美国或许不是最好的,却是目前为止唯一可行的出路。张爱玲在大陆发表作品几乎已无可能性,香港与台湾混乱且窄小的市场,也无法为她提供有效的写作支持。爱玲也曾去日本寻炎樱,同样铩羽而归。东亚萧条的战后情势使得张爱玲男情女爱的文学不那么受欢迎,炎樱的掉以轻也多少让张爱玲失望。

    幸好她英语有基础,去美国,或许还有希望。克利芙兰总统号缓缓开出,傍晚,天徐徐拉起黑色幕布,无边的海洋汹涌着,在黑暗中显得尤为冰冷。张爱玲“一路哭回房中,给宋淇夫妇写信”,待到终于不哭了,却觉得恍然,又觉得可怖。宋氏夫妇送行的那一幕在脑中似过电影一般反复晃动,“直到你们一转背走了的时候,才突然好像轰然一声天坍了下来一样,脑子里还是冷静的,但喉咙堵住了,眼泪流个不停”。面对无常的命运,哭有什么用?哭也只是哭给自己看。廉价的眼泪只能乱了自己心神。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殷勤为探看。”可哪里还有青鸟呢?旧的一切都风吹云散。姑姑、弟弟都不可能再联系,父亲两年前去世,母亲依旧天涯海角,浪迹无踪。该打翻的注定被打翻。成名要趁早,可现在,成了名的张爱玲又仿佛星沉海底,雨过河源,看是看得见,却无法挽回命运的颓势。张爱玲很少写诗,但1947年的时候她写过一首类似诗的《中国的日夜》,那时她刚买了菜回到家,一路感触丰沛,她来不及地把蔬菜往厨房一堆,便坐到书桌前写:“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钉的彩云的人民/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谯楼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沉到底……/中国,到底。”而这一瞬,中国的日夜囫囵翻转过去,被茫茫的海与夜覆盖,转眼不见。

    船开着,身若离弦之箭,无法回头,《十八春》里那句最经典的“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一语成谶,情感与精力的消磨暂且不提,就是这一片博而丰的土地,也是“再也回不去了”。所谓人生历练,也不过是受伤后起的痂化作铠甲,到最后只能用麻木武装自己。坚强是一个忧伤的词,因为你知道自己无所依靠。后来张爱玲也回过香港,为了写电影剧本赚钱,但那种乡恋情绪早已被忙碌的工作冲淡。此为后话。也不知道船开了多少天,先是在檀香山审查文件,然后继续东进,到了旧金山,好歹是踏上美国大陆了。张爱玲没有在旧金山作长久逗留,她要去纽约,那里是美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那里还有她的朋友炎樱。

    胡兰成说,张爱玲是红灯照,炎樱便是张爱玲灯前窗纸上的花。在香港的时候,炎樱是张的同学;到了上海,则是闺蜜,是事业的分享者、恋爱的见证人;等张爱玲再逃回香港,炎樱在日本呼唤张爱玲;等张爱玲到了美国,炎樱却已经在纽约安家。张爱玲是跋涉的旅人,炎樱则是旅人头上一只蝴蝶,点缀着,飘荡着,但她似乎总是比张爱玲过得轻松。优渥的家境,使得她不必像张一样颠沛流离,她嫁人、生孩子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没有张爱玲艺术家式的纠结。在人世中,张爱玲是笨重的,每走一步都留下印,而炎樱则是轻灵的,她懂得如何在俗世过得更好。来纽约投奔炎樱当然是对的,但此时的炎樱已经结婚,闺蜜之间到底需要一些距离。炎樱帮张爱玲找了住处(不是住她家)。张爱玲或许早明白,她必须独立,早作打算。

    1954年,《秧歌》在香港出了单行本,张爱玲已经有去美国的打算,她给远在纽约的胡适寄了一本去,并随书附上一封信。他们都是《海上花列传》的拥护者,喜欢其中“平淡而近自然”的况味。寄出去的时候是10月25日,隔年的1月25日,鼎鼎大名的胡适便给张爱玲回了信,说“仔细地看了两遍”,觉得她的小说“写得真细致、忠厚”,“近年我读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他不仅要张爱玲多寄几本给他,他要介绍给朋友看,还说要看她的其他书。胡适的赞誉,无疑是张爱玲写作低潮中的一股暖流,自在上海成名起,喜欢她小说的人不少,但真正能读到她心里的人却不多,傅雷的夸奖和批评都很到位,可惜她不爱听。胡兰成一阵乱捧,她纵然欣喜,但此时也早是明日黄花。到了香港,作品出产量更少,除重印了《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就剩《赤地之恋》和《秧歌》两部作品,对于写作,张爱玲上海时期那种磅礴的自信或许已经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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