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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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盛赞阎锡山: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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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为了迎合这个时代怀旧的阅读口味,有关民国掌故趣闻的书作在坊间一直颇为流行,特别是学者陈丹青提出“民国范儿”以来,更是引发了新的“民国热”研究和书写高潮,赴其后尘者众,至今方兴未艾———当民国知名人物纷纷蜕变为一种文化符号时,就连曾因创作出版《非常道》、《中国男》、《老子传》等而被人们所熟知的学者余世存也终于按捺不住,开始关注和研究民国人物,并推出了《大民小国》。其实,对于包括余世存在内的众多学者作家来说,反思书写民国的时政、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事实上是一次精神文化的“苦旅”。

  陈寅恪梁漱溟、黄侃、邵飘萍顾维钧唐绍仪陶成章章士钊、晏阳初、宋耀如阎锡山黎元洪张作霖陈光甫……在《大民小国》中,余世存对不同类型的知名的、次知名的“民国人物”所走过的不同道路进行了细致分梳和研讨,同时以漫谈形式,勾勒人物肖像,探寻灵历程,再现了这些民国人物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字里行间,是对书中人物传奇经历和人生态度的探寻,更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的重温与回顾———在鉴往知来之间,这样的记录可贵而意义深远,许多看法令人震惊、发人深省。

  众所周知,对历史人物的解读和评论是一件冒险的事,极易囿于时代和社会的偏见或误判,或谬托知己。但在研究民国历史人物时,余世存却常常试图找出这些历史人物与当下现实的联系。譬如,从“民国首任总理”到一县县长,唐绍仪都做得有声有色。在县长任上,唐绍仪甚至一除旧时奢华习气,比较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百姓实际问题,因此有“布衣县长”之称。但唐绍仪没想到的是中国官场的不断恶化,1934年10月,粤系军阀代表陈济棠通过亲信在中山唆使县兵以索饷为名发动哗变,包围了他的寓所,逼他去职,最后死于非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几次用唐绍仪“当了总理再当县长”的例子,来教育干部“能上能下、安居其位”。同样是1950年代,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胡佛出版回忆录,其中多次提到好友唐绍仪,对他的评价是:“为人正直,有才干,对中国的未来怀有远大的抱负。”可见,唐绍仪虽然死于非命,但他的人格意义仍有待今人挖掘。

  与唐绍仪或辉煌或凋落的跌宕人生相比,阎锡山、邵飘萍、张作霖等几位也是令人喟叹的民国风云人物。

  回溯那个年代,政治、军事、文教人才如恒河之沙数不胜数,但隳败消亡亦如此之迅速,可知经济问题方是贯穿整个民国历史的关键因素。这或许是余世存在《大民小国》中把阎锡山推崇为是“未被大陆中国人认知的‘先知先行者’”的根源。按照作者的分析,在民国一众赳赳武夫中,阎锡山出人意料地对工业建设、货币政策、财税体系乃至整个经济运行规律有了深入而切实的把握。在他几近四十年的全盘掌控下,山西这样一个无论地理方位和资源禀赋都无明显优势的内陆省份,在整个民国时代的满目疮痍之中仍然保持了相对的富庶和平静,可谓是全盘失败的民国经济财政史上一抹微弱的亮色。“作为山西的‘模范督军’,阎锡山实际上处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尽管当时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锡山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他便显得出类拔萃。”这些溢美之词出自美国《时代》杂志,也从侧面证实了阎锡山在经济建设领域的实绩为外界所公认。

  当下人们纪念邵飘萍,主要因着他的烈士身份和悲剧命运,即使新闻从业者向邵飘萍学习,也仅赞许他抢新闻的本领,称道他“反专制、反蒙昧、敢嘲笑军阀”的勇气,赞美他的战斗姿态和牺牲精神。后人总是说,邵飘萍是“铁肩担道义、辣著文章”的楷模。但在余世存看来,邵飘萍在新闻史上的位置被“虚化”了———他的新闻追求恰如其名,可东可西,亦正亦负。正面评价,是战士,是理想主义,是“自由主义者”;负面评价,可能就是生事者,是不择手段的“新闻至上主义者”。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对余世存来说,追寻大变局时代里一代中国人的遗踪,所要做的就是还原那些历史细节,那些曾被“掩埋在地底的声音笑貌”,交付读者风貌各异的原生态的“故人”。如果《非常道》等捍卫历史正义有“凿空”之功,时至今日,其《大民小国》对历史人物的解读更像是在传播常识。比如学人对陈寅恪、梁漱溟等人敬而远之,好像今日中国无其土壤。但在作者那里,却能让人们联想起顾则徐、梁卫星、毛喻原等文化麦田里的守望者。比如邵飘萍,一般人只记得他的“勇气”和“胆识”,此书则让人联想起当下知名新闻人士的担当和坚守,如程益中、王克勤等,而这些人所做的要比邵飘萍健康、理性得多。因此,近代史绝非今天一些人所以为的那样,是精彩绝伦、高不可攀的时代,只要回归平易健康,我们就能理解更多的“陈寅恪们”、“陈光甫们”、“阎锡山们”……并为他们的存在发出“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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