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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的英勇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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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九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大会师的日子,已载入我国民主革命的光荣史册。它是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束的标志,同时,又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重从南方移到北方,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过渡的重要里程碑。

  从那时到现在,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我们今天纪念长征,仍具有伟大意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长征中显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自力更生、团结战斗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毅力,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巨大动力。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整个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部队从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起,先后转战于川西平原、川西北、川西南、西康东部及甘南地区。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流血牺牲,不畏艰难险阻,数翻雪山,三过草地,打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有力策应了红一、二方面军的北上,为革命武装向大西北的战略转移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南下方针,也一度使这支英勇的红军队伍遭受过不应有的挫折和损失。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程,艰难、曲折、复杂,有丰富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

  (一)

  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以主力红军在敌人重兵压迫下脱离原有根据地,流动转战,寻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为主要特征。毫无疑义,这是党和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进行的一个战略大转移,或者叫战略总退却。“这种战略的日的就是要赢得时间,瓦解敌人,养精蓄锐,以便后来转为反攻。”〔1〕继红二方面军、一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之后开始的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当然也不会例外。

  红四方面军源自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二年十月,未能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被迫西征转战三千里,年底进军川北,开创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这块根据地的鼎盛时期,面积达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逾五百万,形成二十二个县(市)的革命政权,红军发展到五个军八万余人,严重危及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有力配合了各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斗争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川陕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和作用,认为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2〕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曾要求党中央速派一批得力干部,加强对陕南和陕北游击运动的领导,以便使川陕根据地有巩固的战略后方,直至与新疆打通联系,进而发展西南、西北的革命形势。可见,巩固和发展川陕根据地,乃是土地革命战争进程中党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那末,至一九三五年上半年,川陕根据地才形成两年多时间,红四方面军为什么会撤出那里,实行战略转移呢?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当时的形势和条件说起。因为一定历史时期、历史境的形势和条件,是规定红军战略行动方针、任务的基本出发点。

  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立生根,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利用了敌人营垒的矛盾和缺口。那时,四川军阀各领“防地”,混战不已,并且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入川“剿赤”,从而给了红军以可乘之隙。但是,从一九三三年秋末起,这个条件便逐步发生了变化。四川军阀混战结束,形成以刘湘子的相对统一局面;红军经过反“三路围攻”和三次进攻战役,迅猛发展,直接危及各路军阀的生存。于是,他们联合起来,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向我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持续时间达十个月之久。一九三四年八月,敌“六路围攻”被彻底粉碎后,四川军阀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只得向蒋介石告急求援,请其派兵入川,统一指挥“剿赤”事宜。早就觊觎“天府之国”的蒋介石,立即制定“川陕会剿”计划,令胡宗南部入川,上官云相〔3〕等部向川陕边逼近,准备纠合川陕两省的军阀势力,东西堵截,南北夹击,一举消灭我军于大巴山下。短时间内,敌在我根据地周围集结的兵力,达两百个团以上。一旦“会剿”开始,我军势必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因而,如何对付优势敌人的“川陕会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新战略是:并进合围,步步为营,全面封锁,持久作战。我军要固守根据地,打破敌人的新“围剿”战略,就必须拥有足够支持持久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然而,川陕根据地经过连年不断的战争消耗,已元气大损,疮痍满目;张国焘推行王明一套“左”的东西,更加剧了自己的困难。要粮没粮,要款没款,要兵员没兵员,叫民穷财尽。根据地到了这般地步,要再去支持一场类似反六路围攻那样的持久战,已是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方面军总部召开清江渡军事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任务。会议制定了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拟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部,夺取甘南的碧口及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补充自己,冲破敌人的“川陕会剿”。接着,我军即发起广(元)昭(化)战役〔4〕但仗打得不理想,未能消灭胡宗南伸进四川的力量,只好另寻战机。那时,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已转移到川黔边,急需四方面军策应。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电令我军全力西渡嘉陵江,在广大无堡垒地带机动作战,策应红一方面军从泸州上游渡江入川。据此,我们重新调整部署,一面令部队迅速造船,一面以一部兵力出击陕南,调动沿江敌人,为强渡嘉陵江创造条件。东线那边,逐步收缩,尽力迟滞敌人。

  陕南战役〔5〕,达到了调动沿江敌人的目的。但红一方面军土城一战受阻,决定改向川黔滇边转移。我军因受中央一月二十二日作战方针的牵动,在东线、南线敌人压迫下,已陆续放弃万源、通江、仪陇等县城,主力集中在嘉陵江东岸的苍溪、旺苍、南江、巴中间,如箭在弦上,非进不可。方面军总部决定,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一是为了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二是为了创造战机,进取甘南,实现“川陕甘计划”。

  嘉陵江西岸北起广元、南至南部沿江防线,由川敌邓锡侯、田颂尧两军扼守。据侦察,阆中、苍溪附近的沿江地段,敌守备力量薄弱,江面宽阔,水流较缓,便于我军偷渡、强渡。我们决定,采取偷渡与强渡相结合,多路突击,重点突破的战法渡江;尔后北卷西扫,摧毁敌人江防支撑点,乘胜进击甘南。

  三月二十八日夜,方面军总部下达了渡江命令。位于苍溪以南塔子山附近的中纵队三十军,首先强渡成功,席卷沿岸守敌。阆中以北的左纵队九军及苍溪以北的右纵队三十一军,亦相继突破敌江防,向纵深发展。次日,第二梯队四军渡江,投入战斗。我各路部队如猛虎扑,横扫沿江敌人,取南部,克剑阁,四月二日一举拿下天险剑门关,进而攻占昭化,包围广元,沿江四百里的江防地段,均落入我。战役第一阶段至此结束。

  第二阶段是向西进击,摧毁敌人的纵深防御,解除我进取甘南的后顾之忧。我以一部兵力居右,扼阻胡宗南部南下;一部兵力居左,监视田颂尧部北进;而以主力径取梓潼、江油、中坝,打击邓锡侯部。邓锡侯为解江油之围,亲率十八个团从绵阳北进,被我在江油附近打援,歼灭四个团,余敌溃逃而去。我军乘胜进占中坝、彰明、北川。这时,我们想集中兵力,北进迂回碧口,进取文、武、成、康地区。我给张国焘发报,左催右催,但他就是不表态。那时,他已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正和陈昌浩忙于指挥大搬家,部队只好就地发动群众,待命行动。强渡嘉陵江战役,遂于四月二十一日结束。

  是役历时二十四天。我军跨江而进,横扫直荡,先后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等九座城镇,歼敌十二个多团,共一万余人。因张国焘迟疑不决,致使北进甘南的战机丧失,“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这是战略上的失策。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仅留下千把人枪打游击,力量太小,后被敌人瓦解和消灭。如果把红三十三军(原川东游击军)留下,情形会好些。

  总之,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有多方面的原因。优势敌人的联合压迫,根据地民穷财尽,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等等因素,决定我军主力强渡嘉陵江,另寻出路,图存发展。这与整个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密切相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

  (二)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准备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西进川西北,接应中央红军,遂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行动方针。

  蒋介石为防止我一、四方面军“合股川西”,以便各个击破,调动刘湘、邓锡侯、孙震、胡宗南等部,四面围堵,企图将我军主力聚歼于江油、中坝地区。五月上旬,我军先后撤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向岷江地区西进。沿途经激烈战斗,突破邓锡侯在土门、北川河谷设置的数道防线,中旬进占茂县。继以一部沿岷江南下,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威州等要点,进克理县,逼近汶川。另一部沿岷江北上,进据松潘以南的镇江关及平武以南的片口等地。这带为汉、藏、羌、回等民族杂居区域,高山连绵,人口稀少,粮食产量甚低,交通运输不便,决非大军久驻之地。

  两军会师,指日可待。我们一面指挥前线部队,扼阻川敌和胡宗南部的进攻;一面分兵发动群众,筹集粮食、被服、牛羊、盐巴、茶叶、羊毛等,在全军开展制作和捐献慰问品的活动,准备迎接红一方面军。从军队到地方,从总部到连队,一派紧张而热烈的景象。五月下旬,我们派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该军第八十八师和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翻山越岭,西进小金川地区,消灭守敌邓锡侯一部,迎接中央红军。在此以前,我和李先念曾就两军会合后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交换过意见,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计划”比较理想。

  六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在夹金山下。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领导同志会见李先念,向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表示亲切慰问。消息传来,大家极为振奋。各部队派人将一批批慰问品送往一方面军驻地,以表达对党中央和兄弟红军的怀念、爱戴、崇敬之情。欢庆会合、相互学习、加强团结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两军会合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确定战略行动方针。也就是说,要解决在哪里建立立脚点,创造根据地,休养生息,进图发展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听取了李先念介绍的情况,经过认真研究,提出北上川陕甘边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但张国焘想南下川康边。为此,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于两河口举行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二十八日,作出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同时,中央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松潘为突破口,打开北进甘南的通道。具体部署是:以岷江东岸四方面军一部,组成岷江支队,由王树声率领,牵制川军及胡宗南部南向;岷江西岸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分三路北进松潘地区及其东北地带,突击胡敌侧背,攻取松潘。右路由陈昌浩率领,中路由徐向前率领,左路由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率领;以中、左两路为中心,迂回攻击松潘守敌。

  松潘一带,山高谷深,粮缺人稀,大部队运动十分困难。该城城墙坚厚,地势险要,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明朝以来,就是扼控川西北至甘南的军事重镇。根据那里的地形条件和军委的作战部署,我们决心以黑水、芦花为战略后方,北出迂回松潘,实行多路突击。七月六日,我和陈昌浩分别率中、右纵队,从理县、茂县出发;岷江支队也开始行动。十日,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占毛儿盖。中旬,岷民江支队进占距松潘十余里的塔子山,与胡敌对峙;右路纵队一部,攻克松潘附近的要点牦沟;中路纵队沿途拔除一些敌据点后,进至维谷附近,因受黑水河所阻,经先期到达芦花的彭德怀率一个团架桥接应,才顺利渡河,于中旬末抵黑水、芦花地区。

  胡敌发现红军企图攻击松潘,北进甘南,及将主力二十七个团集结在松潘、漳腊、南坪一线,凭险扼阻。追击中央红军的薛岳部,亦从川南北进川甘边,配合胡敌截击我军。我一、四方面军主力北进后,懋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等地,均为川军占领。敌前堵后追,企图将红军压入荒无人烟的草地,陷我于不战而毙的绝境。

  大敌当前,情势艰险,党和红军的团结,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但是,两军会合后不久,这种团结便受到损害,并且发展到日趋明朗化的地步。

  察其原因,主要是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和中央闹对立。同时,博古、凯丰等同志对四方面军横加指责,乱扣帽子,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张国焘与中央闹矛盾,始自战略方针问题。当两军会合时,中央主张北上,他则主张南下,这才召开两河口会议,统一战略思想。他见一方面军损失很大,兵力不多,野心便油然而生。两河口会议〔6〕后,中央慰问团到杂谷脑慰问四方面军,他竟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公然伸手向中央要权。此后,又不断向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人家瞧不起四方面军这些老土”等,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7〕的情况,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博古、凯丰等亦不顾两军团结的大局,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等等,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这套“左”的做法,伤害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感情,也给了张国焘以挑唆的借口。

  在芦花,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同志。毛泽东同志亲自将一枚金质五星奖章授予我,以表彰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朱德总司令语重心长地同我谈过两军加强团结、取长补短的问题。鉴于一方面军兵员损失很大,我们建议,从四方面军抽几个建制团补给他们;也请他们调些干部来四方面军,以利相互学习。经中央批准,我们调了三个团共三千八百人去一方面军;从一方面军调来李卓然、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朱良才等同志,在总部工作或任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职。七月十八日,军委公布了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二十日,决定调整军队组织系列,组成前敌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接着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汇报。会上,张国焘介绍了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的原因和经过,我汇报了军事工作情况,陈昌浩汇报了政治工作情况。中央领导同志对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作了肯定评价,没有出现新的争执,大家都很高兴。

  为夺取松潘,我和陈昌浩、叶剑英率前敌指挥部及一部兵力,于七月二十二日出发,向毛儿盖进军。在毛儿盖,组织部队多路突击松潘。但因敌人兵力集中,凭险固守,我军装备太差,不论正面进攻或迂回突击,均难奏效。此路不通,只得另辟北进的通道。

  (三)

  八月初,军委在毛儿盖召开军事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行动方针和部署。

  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红军主力改道经阿坝出夏洮流域,进据甘南。会上,我和陈昌浩提议,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向一个方向突击。张国焘则主张,兵分左右两路北进。会议采纳了张国焘的意见,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以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取阿坝,控墨洼,继出夏河;以一军、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指挥部率领,穿越草地,出巴西、班佑地区北进,万一无路可走,再改道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及四军一部殿后,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张国焘野心不死,会后又节外生枝,要中央政治局开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于是,中央政治局举行沙窝会议,作出《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粉碎了张国焘的篡夺党和红军领导权的企图。那时,部队在毛儿盖地区陷于绝粮困境,吃野菜、黄麻,嘴巴都吃肿了。我着急万分,催张国焘出发。中旬,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左路军出动。右路军这边,则积极进行穿越草地的准备工作。

  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战略行动方针。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沙窝会议上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毛泽东首先发言,强调了北出夏洮流域后向东发展的方针,与会同志均表示同意。最后,毛泽东作了结论,大意是:第一,红军北出后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向西,将陷红军于不利的地区。第二,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甘南。第三,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而不是相反。阿坝可速打一下,但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而向右路军靠拢。总之,必须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会议一致决定,以毛泽东同志的发言为基本内容,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这次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部署,变右路军为北出主力;左路军为战略预备队,从阿坝地区东折,向右路军靠拢,共出甘南。会后,党中央及前敌指挥部分别将这一决定电告已占领阿坝的左路军。

  根据毛儿盖会议的决定,右路军从八月二十一日相继出动,开始了征服草地的艰难进军。茫茫大草原,草深过膝,沼泽遍地,荒无人烟。气候乍暖乍寒,变幻无常,忽而骄阳高照,忽而雨雪交加。有不少绿草覆盖的泥沼,都是陷人坑,人和牲口掉到里面,越陷越深,直至被吞没。没有粮食,靠挖野菜、啃皮带充饥。红军指战员发扬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不为饥饿、疲乏、寒冷、暴风雨、伤病、死亡所屈服,万众一心,前仆后继,奋勇前进。经五昼夜行军,终于穿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这带系半农半牧区,粮食和牛羊较多,部队安顿下来,清点人数,补充给养,恢复疲劳,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据侦察,离巴西、班佑不远的上下包座地区,有胡宗南部一团多兵力扼守,卡住我军北进的通道。胡宗南发现红军穿过草地,又急派其驻漳腊的伍诚仁第四十九师星夜驰援包座。该地处于群山之间,周围尽是原始森林,地势险要,碉堡密布,易守而难攻。强占包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我们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承担。毛泽东同意。具体作战部署是:以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八十八师两个团及八十九师另两个团布于包座西北地区,相机打援;四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一军作预备队,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八月二十九日战斗打响,经三天激战,我歼灭包座守敌及援敌第四十九师,毙伤俘敌约五千人,缴获大批粮食、马匹、牛羊和军用物资,为全军打开了北进通道。这一仗,红三十军立了大功,发扬了近战夜战威力和“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攻坚破垒,伏击打援,分割歼敌,都很出色。

  为集中兵力,火速北进,党中央和我们连电左路军,催其速离阿坝,横穿草地,向右路军靠拢。我们还令四军抽出一个团,预备粮食、马匹、牦牛,以便前往草地接应他们。可是张国焘变了卦,借口噶曲河涨水,部队缺粮,无向导,竟令已到达草地边沿的左路军停止前进,重返阿坝,准备南下。电报打来打去,毫无结果。北上和南下之争,成为关系党和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方针,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北进指示,九月八日电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夹在中间,十分为难。陈昌浩和我商量,决定由他带上电报,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当晚,中央领导同志召集我们在周恩来住地开会,针对张国焘的南下电令,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七人的名义,电告张国焘,陈说南下之弊与北进之利,着其执行北进方针。张国焘九日复电,仍坚持南下。陈昌浩这时改变了态度,同意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我不愿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也同意南下。

  十日凌晨,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前面有的干部不明真象,打电话来问:中央红军单独走了,还设警戒哨,我们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过后,我们根据张国焘的命令,率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再次越草地,开始了南下的进军。

  (四)

  南下之初,左右两路军向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在卓木碉(足木脚),张国焘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利用党中央单独率一、三军团北上一事,大肆煽动,公然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会上,朱德、刘伯承同志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严肃斗争,反映了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南下部队,包括红四方面军的五个军及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即五军、三十二军)。蒋介石发现红军少部兵力北上,大部兵力南下,乃令薛岳等嫡系部队和川军向川西南地区集结,准备与我决战。

  我军南下的第一个战役,是攻取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打通进军川西南的通道。总部决定以五军、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组成右纵队,沿大金川右岸前进,抢占绥靖、丹巴;以四军、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大部组成左纵队,在大金川以东地区进攻,夺取崇化、懋功;三十三军及九军二十七师一个团,驻守马塘、梦笔山地区,屏障红军总司令部;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部及二七七团、红军大学,留守阿坝,掩护后方。

  十月八日,我左、右两路纵队发起进攻。大小金川地区地势复杂,多高山绝壁、峡谷急流。我军机智英勇,灵活迅速,充分发挥山地战、隘路战、近战、奇袭、夜袭的特长,大胆迂回穿插,斩关夺隘,消灭敌人。十多天内,连克绥靖、丹巴、崇化、懋功及日隆关、巴郎关、火烧坪、邓生等地,共击溃刘文辉部、杨森部六个旅,毙俘敌三千余人。

  第二个战役是攻取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以便进而直下川西平原。具体部署为:以四军、三十二军为右纵队,由丹巴经金汤攻取天全,并以一部向汉源、荥经活动;以三十军全部、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九十一师两个团、九军二十五师为中纵队,取宝兴、芦山,得手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地区进攻;以九军二十七师为左纵队,除以一部巩固抚边、懋功外,主力向东伸进,威胁理县、灌县、大邑之敌。另以五军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三十三军为左支队,留驻马塘、两河口,相继威胁理县,占领威州;以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部率二七七团,驻守达维、懋功。

  十月二十四日,我军展开进攻。十余日内,连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进围名山,前锋直逼邛崃县境,共毙俘川敌五千人以上。再打下去,便是人稠粮丰的川西平原,利于我军获得较大补充。刘湘为确保成都、重庆,急调其主力王缵绪、唐式遵〔8〕、范绍曾等部及李家钰部,向名山东北集结,连同原来的守敌,共八十余团,堵击我军。十一月中旬,我军再次发起进攻,集中十五个团的兵力,沿名山、邛崃间的大道破垒前进,连克重镇百丈及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十九日,刘湘挥军反扑,以十几个旅在飞机掩护下向百丈猛攻。敌我双方恶战七天七夜,打得尸横遍野,流满地,战况惨烈至极。这场决战,我军共毙伤敌一万五千人,自身伤亡万余人,但未能战胜敌人。刘湘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薛岳的大军又压了上来,我们深感兵力不足,遂被迫从战役进攻转入防御。部队撤离百丈、荥经地区,转至九顶山、天品山、连花山一线,与敌对峙。

  这时,川军主力集中于东面名山、邛崃地区,薛岳部六个师向南面的雅安、天全地区集结,李抱冰部则位于西南的康定、泸定地区,层层筑碉,严密封锁,伺机发起大规模进攻。我军东出或南出已不可能,只好蹲在川康边过冬。那里汉藏杂居,人口稀少,粮食、物资极为短缺。当年冬天,气候异常寒冷,部队靠棕榈衣御寒,挖土豆、野菜充饥,伤病员大量增加,缺乏医药治疗,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事实证明,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毫无出路的。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招致失败的主要原因何在?

  第一,脱离了全国尤其是北方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形势。他置中日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于不顾,看不到正是这种矛盾,已成为变动国内阶级关系和规定历史进程的支配力量;看不到由于日军的侵略,已在“落后”的北方掀起民族革命的巨浪,造成有利红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看不到党和红军的基本力量只有向北方转移,勇敢担负起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重任,才能取得各阶层的同情和支持,粉碎蒋介石的“灭共”阴谋。因此,否认党的战略重心和武装力量从南方向北方转移的必要性、迫切性,致使四方面军的作战与民族矛盾上升的总趋势脱节。这就不能不孤立自己,限制自己,直至走向进退维谷的境地。

  第二,无视敌人营垒的重大变化,与蒋介石的“灭共图川”计划碰个正着。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正是蒋介石大力笼络和控制四川军阀,加紧其“灭共图川”步伐的关键时刻。四十万川军奉蒋介石的命令整编,砍掉三分之一,军官普遍进峨嵋军官训练团轮训,各级派政工人员监督,装备物资得到很大补充,战斗力有相当大的增强。蒋介石为把“天府之国”变成他“复兴民族”的战略大本营,还利用嫡系大军入川之机,将“剿匪”指挥中心“武汉行营”迁到四川,改为“重庆行营”,并大力鼓吹“建设四川”,采取取消军阀“防区”制、“刷新”川政、训练和委派各级政权干、整理财政金融、兴建五大干线公路、层层筑碉设防等一系列措施。截至当年八月,四川境内修筑的碉堡达一万四千八百余座,其决心之大,可见一斑。张国焘无视蒋介石的战略企图和敌情的重大变化,捧着老“皇历”不放,要“大举反攻”,赤化四川,只有碰壁一途。

  第三,夸大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张国焘乍到川西北,就建立所谓“联邦政府”,一直宣扬川康边一带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和内地一样的革命形势,可以形成军队和政权去战胜敌人。殊不知革命的不平衡性,乃是中国革命的规律之一。那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虽受军阀和本民族上层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具有自发的革命愿望,但他们在历史上与汉族形成的民族隔阂相当深重,短期内绝不易消除,奴隶制盛行,宗教势力极大,盘根错节,牢牢控制着多数处于愚昧状态的群众。加之地广人稀、刀耕火种,粮食和物资极端匮乏。这就说明,少数民族地区同内地有很大差别,不具备列宁所说的“革命形势”。张国焘抹煞这种差别,要在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创造革命形势,搞块天下,纯粹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最后,分裂不得人心。张国焘南下之初,便另立“中央”,从组织上公然分裂党。他的错误战略行动方针,是同分裂主义搅在一起的,必然遭到广大指战员的怀疑、不满和抵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局的困难,处境的恶化,这种不满和抵制愈来愈扩大,愈来愈增长,波及全军上下,不可遏止,因而南下作战或建立根据地也就丧失了群众基础。军心不稳、士气不振,要战胜强大敌人,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当然不可能。

  (五)

  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党中央率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会合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立住了脚跟。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肯定了党的北进路线的正确性。同时,派张浩〔9〕同志回国,与党中央建立了联系。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举行瓦窑堡会议,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基础。“决议”要点发来,我们极为兴奋,深有“柳暗花明”之感。朱德同志和大家趁机做张国焘的工作,要他取消这边的“中央”,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以便在新的策略路线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加紧同中央电报来往。经中央同意,这边取消“中央”后可组成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样,重新恢复党和红军的团结,就有了好的势头。

  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转变,开阔了大家的视野,更使我们认识到党中央北上方针的深远意义。一九三六年二月间,蒋介石集中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及川军主力,向我大举进犯。经一周激战,我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中央来电指出:“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同时,提出三个行动方案,供四方面军选择:一是北上陕甘;二是就地发展,夺取四川;三是南下与二、六军团取得近距离的会合,向云贵边发展〔10〕。方面军总部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北上。

  二月下旬,我们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分兵三路,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准备在该地区稍加休整补充,即北上陕甘。我军顶风雪,熬饥寒,翻过大雪山脉中段海拔五千多米的折多山,取道孚、炉霍,继占甘孜。至四月上旬,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抵瞻化、泰宁,北接草地的大片地区。总部指定由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等同志组成粮食委员会,负责筹足全军平均每人半月需用的粮食,以备北上。但因当时二、六军团已转战到川黔滇边,拟与四方面军会合。朱德总司令决定,四方面军暂就地休补,待接应二、六军团后一道北上,我们都同意。

  部队一面发动群众,一面整编训练。整编后的四方面军,辖四军、五军(原五军团与三十三军合编而成)、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师、抗日救国军、红军大学等。因南下期间部队损失很大,由八万余人降到四万余人,故整编中砍掉了一些师、团的建制,并尽力精简机关人员,充实连队。地方工作在红军帮助下,甘孜、道孚、丹巴等县,均成立了“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根据新的策略路线,注意开展藏族上层人士与喇嘛的统一战线工作。我军与藏民的关系处得比较好,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基本保证了筹集物资任务的完成。四月中旬,我们派四军、三十二军一部南下,歼敌两个多团,占领东、西俄洛,将李抱冰部阻于雅江以东,以策应二、六军团北上。二、六军团即将与我军会师的消息,鼓舞着全军指战员和藏族同胞,赶制慰问品,捐献粮食、牛羊、衣物,准备文娱节目,气氛十分感人。

  在此期间,西北的局势发展很快。我党与张学良建立了统战关系,并积极开展杨虎城的工作。红一方面军东征胜利回师,继而转为西征,向宁夏境内发展。五月下旬,中央来电,要求四、二方面军早日北上,或出青海,或出甘肃,以便三大主力红军并肩战斗,打通苏联,首先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红军总部和方面军部队一致决定,待二方面军上来后,立即北进。六月中旬,张国焘宣布取消伪中央。这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破产,也是党的团结方针的伟大胜利。

  七月初,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四方面军先行,二方面军跟进,共同北上。任弼时同志高度评价两军会合后的团结气氛,积极为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而努力。他在七月十日致电党中央:“四方面军曾以很大动员迎接慰劳二、六军。现在二、四方面军阶级友爱的关系极好,在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是团结一致的。”他不顾劳累,在甘孜,在行军途中,分别找红军总部和四方面军领导同志谈话,了解过去党内分歧的经过,实事求是、珍重团结之情,溢于言表。弼时同志向中央建议,在三个方面军靠扰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或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出席,分清是非,消除以往的分歧与隔阂。中央同意他的意见。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批准组成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二、四方面军的工作。

  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团结战斗,排除万难,于八月初胜利通过草地,到达包座地区。三大主力红军会合在望,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令人鼓舞、令人振奋的光明前景。

  (六)

  蒋介石发现我军北上,急令甘南、青海的王均、毛炳文、鲁大昌、马步芳等部,布防堵截。同时,令解决“两广事件”的胡宗南部,从长沙回师,兼程向陕甘开进。中央指示我们,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州,以打破敌人的堵截计划。

  据此,我们制定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心乘敌尚未部署就绪,先机夺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区,以利北进陕甘苏区。八月五日至十二日,由四方面军组成的第一、二纵队,二方面军组成的第三纵队,相继出动,向甘南突击。至八月下旬,先后攻占了漳县、洮州、渭源三座县城及岷州、陇西、临夏、武山、西固等县的广大乡镇地区。敌人要想阻止三个方面军的会合,已绝不可能。

  但这时,中央为尽快形成西北抗日局面,正在调整战略部署。而且,陕甘苏区人口仅四十万,粮食无继,物资奇缺,境内多深沟秃岭,不利大部队运动和久驻。三个方面军都挤到那里,根本没有出路。因而,中央一面提出红军占领河西地带的计划,与各方协商;一面令二、四方面军暂据甘南,创造根据地,适时担负新的战斗任务。

  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向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报告了“河西计划”的依据和内容:“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战线),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具体部署为:以一方面军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十二月渡黄河,其余部队保卫陕甘苏区;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一部地区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向甘西前进;以二方面军在甘南地区,与陕南、陕甘苏区互为策应。“以上是基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这一计划暂时无法实现,“则我们只好决心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11〕接着,中央即将陕甘根据地的困难情形及上述计划的内容,陆续向西北局通报,并询问四方面军有无把握,独力进取青海、甘西。我们对河西的敌情、民情作了初步调查了解,认为是有把握的,同意担负这一任务。

  对九至十一月份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央作了如下布置:(一)一方面军主力占领海原、固原及其以南地区,余部保卫陕甘苏区及关中苏区。(二)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州、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发展甘南根据地。(三)二方面军东出陕甘交界的凤县、宝、两当、徽县等地,将陕南苏区与甘南苏区连接起来。这是一个临时的、机动的部署。如共产国际同意河西计划,一方面军即可从陕甘宁边西出,夺取宁夏;四方面军则从甘南西进,取青海、甘西;二方面军和其余部队在河东牵制敌人,配合一、四方面军渡河作战。如共产国际不同意河西计划,二方面军东出陕南、甘南交界处,对实现向“甘南、陕南、川北、豫西和鄂西”发展的河东计划,亦是有利的。根据上述要求,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率领下,向西和、礼县、徽县、两当一带进击。四方面军一部,进克渭源、通渭,但岷州屡攻未下,与敌成对峙状态。

  共产国际批准了河西计划,同意红军占领宁夏、甘西,接通苏联。

  时回开西北的胡宗南部先头旅即将抵达咸阳,后续部队正兼程急进。中央决定,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以一部主力扼阻胡敌西进。要求一方面军十一月份攻取金积、灵武,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四方面军立即北上,控制西兰通道,阻击胡敌,十一月攻取靖远至中卫一线,十二月渡河进击宁南;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陕甘苏区派出游击支队至泾水以南,共同牵制胡敌。这一部署,以四方面军北上控制西兰通道,迎击胡敌,保证先取宁夏为重点。“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12〕为接应四方面军北上作战,九月中旬,中央令聂荣臻率红一师、二师南出,向静宁、会宁一带前进。

  九月十八日,西北局发布《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准备北上迎击胡敌。这是岷州会议的决定。前敌指挥部据此开始调动队伍。但张国焘反对,连夜来漳县,召集我和周纯全、李特〔13〕、李先念等面谈,说明四方面军独力在西兰通道地区与胡敌决战不利,北上陕甘无法解决就粮问题。提出应以一部吸引胡敌南下,主力先机渡河,抢占兰州以北的永登、红城子一带作立脚点,冬季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共取宁夏。从军事上看,这个方案不无道理。一是避免主力在不利地区与胡敌决战;二是以一部兵力吸敌南进,可减轻对一方面军的压力;三是利于解决部队就粮问题;四是并不违背中央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方针。因此,我们同意照此方案行动。张国焘遂一面调动部队,一面电告朱德、陈昌浩来漳县面商。朱总司令和陈昌浩来后,见这边意见一致,部队已向河边开进,便未再坚持岷州会议的方案。

  我率先头部队向洮州以西进发,途中调查,得知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大军难行。于是折回洮州,向朱、张汇报。这时,中央亦电令四方面军停止西进,迅速北上。方面军总部一致决定,执行原定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二十九日下达了北进命令。

  九月三十日,我军分为五路纵队,撤离甘南,向通渭、庄浪、静宁、会宁地区疾进。接着,二方面军亦奉令北上。十月上中旬,三个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静会地区胜利会师,准备阻击胡敌,跨河夺取宁夏,及早实现西北抗日局面,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从此中国革命揭开了新篇章。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14〕伟大的长征,以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缔造的人民军队,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既要战胜强大敌人的围堵和恶劣自然条件的限制,又要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更有它的特殊艰难性。但是,依靠着党的领导,依靠着人民的支持,依靠着兄弟方面军的策应,依靠着广大指战员百折不挠的英勇奋斗精神,这支英雄部队终于冲过层层暗礁险滩,保存了有生力量四万人,胜利到达目的地。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光辉业绩,将流传千秋,永放光芒!

  注 释 这是徐向前回顾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文章,原载《军史资料》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1〕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四○页。

  〔2〕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3〕上官云相,山东商河人,当时辖国民党军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四十七师及独立第四旅。

  〔4〕广(元)昭(化)战役,指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红四方面军以主力一部,向进驻广元、昭化的胡宗南部发起进攻,准备得手后即下甘南的战略要地碧口,依托老区,向甘南发展。因胡部顽强据守,火力又强,红军未能攻克广元、昭化,仅消灭胡部千余人,月底才结束此战役。

  〔5〕陕南战役,一九三五年二月初,红四方面军集中十二个团北出陕南,先后攻占宁强、勉县和阳平关重镇,歼国民党军四千余人,缴枪五千余支,达到了调动嘉陵江东岸国民党军北向的目的。

  〔6〕两河口会议,即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四川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二十八日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7〕遵义会议,即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结束了王明路线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8〕唐式遵,四川仁寿人,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军长。

  〔9〕 张浩,原名林育英,湖北黄冈人,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一九四二年三月在延安病逝。

  〔10〕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林育英、张闻天致朱德、张国焘电。

  〔11〕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王明电。

  〔12〕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四日林育英、张闻天、博古、毛泽东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

  〔13〕李特,安徽霍丘人,曾任鄂豫皖彭杨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教育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红三十一军副军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西路军参谋长。

  〔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徐向前军事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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