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克·肖邦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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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繁杂的曲名与潇洒的谱曲

  肖邦一生作品繁多,且全部为钢琴曲,而其中的十分之九又是钢琴独奏曲。但是最令人感到麻烦的是,他的作品大多只有体裁而没有标题,很多作品,即使标上调式和体裁及体裁编号,仍然难以搞懂到底是哪一首。因此,后人查找肖邦的作品时,往往以作品编号(Op. )作为查找的主要根据,因为作品编号是不会出现重复和混乱现象的。

  肖邦作曲时,基本离不开钢琴键盘。据当时的人所说,肖邦擅长在钢琴上即兴创作,而且有着一气呵成般的流畅,但当他落笔追思即兴乐念时,却异常费力,稿纸上往往留下很多涂改痕迹。许多已成之作,每经他本人演奏一次,就会出现一种有所改动的版本。可见肖邦对于作曲是十分情绪化的。

  二、肖邦的信条:让人们去猜吧!

  “脱帽吧,先生们!这里是一位天才!”这是1831年12月,舒曼发表在《大众音乐报》第四十九期的一篇评论肖邦作品第二号的文章里推崇肖邦的话。这篇文章,是舒曼的第一篇音乐评论文章。德国人对肖邦的了解,是从舒曼的这篇文章开始的。

  肖邦在1827至1828年间,以莫扎特歌剧《唐·璜》 第?了作品第二号——钢琴和乐队的变奏曲。

  1831年10月27日,德国钢琴家尤里乌斯·克诺尔(1807—1861)在莱比锡布业公会音乐厅初次登台,演奏了肖邦的作品第二号。舒曼评论这个曲子的文章,就借用了尤里乌斯的名字作为笔名。

  1831年12月16日,肖邦从巴黎写信给他的朋友沃伊切霍夫斯基说:“几天以前,我从卡塞尔收到一个热的德国人写的一篇长达十页的评论,他在冗长的绪言以后一小节一小节地进行分析(作品第二号)。他认为按照正统的观点,它们不能算是变奏,而是一幅想象的图画。他说,第二变奏里唐·璜和列波累罗在追赶;在第三变奏里,唐·璜亲吻着策丽娜,使马捷托看了呕气;在慢板第五小节的降D大调上,唐·璜和策丽娜在接吻。这位撰稿者大发奇想,实在可笑,他还迫不及待地想把这篇文章发表在《音乐杂志》 (属于他的女婿菲梯斯的刊物)上。好心的希勒是一个很有才能的青年,……他对我十分关心,马上告诉菲梯斯的岳父说,他写那篇评论对我没有好处只有害处。”肖邦所说的菲梯斯(1784-1871),是比利时音乐学家,1806年他和《民族信使报》编者罗贝尔的女儿阿黛拉伊德了婚。菲梯斯在1827年创办的《音乐杂志》是一种周刊。那么,写那篇评论文章的“热心的德国人”,应该就是罗贝尔了。 肖邦最反对用文字解释他的作品。伦敦乐谱出版商威塞尔(1797—1885)为了使出版物引人注目,常给他的作品加上想入非非的标题,如《降B大调变奏曲》 (作品2)标作“向莫扎特致敬”;

  《引子和波罗乃兹》(作品3)标作“快乐”;《玛祖卡风格回旋曲》(作品5)标作“波西阿娜”;《三首夜曲》(作品9)标作“塞纳河流水潺潺”;另外《三首夜曲》(作品15)标作“西风”;《降E大调圆舞曲》(作品18)标作“邀舞”;《波莱罗舞曲》(作品19)标作“安达卢西亚回忆”;《b小调谐谑曲》(作品20)标作“地狱里的宴会”;《第一叙事曲》(作品23)标作“无词叙事诗”; 《两首夜曲》 (作品27)标作“哀怨”;《降b小调谐谑曲》(作品31)标作“冥想”;另外《两首夜曲》(作品37)标作“叹息”;《两首波罗乃兹》(作品40)标作“宠物”;而《玛祖卡舞曲》则统称为“波兰回忆”。 1841年,肖邦从诺安写给他的朋友丰塔那(1810—1869)的一封信中愤慨地说:“至于威塞尔,他是一个蠢才和骗子。你写信给他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如果他老是因我的作品而赔钱,那是由于他不照我的意见,而加上愚蠢的标题所致。从我心灵里发出的声音,教我不能再送给他任何作品让他加上这些名称。你对他说话可以尽量讲得尖锐些。”

  在肖邦看来,那位“热心的德国人”是和威塞尔同样愚蠢,同样可笑的。但这个德国人在文章中所描绘的“一幅想象的图画”,也许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步了舒曼的后尘;因为舒曼的文章里也谈到第二变奏“像一对情人(但不是唐·璜和他的仆人列波累罗)在追赶”,优美的降B大调是“情人第一次的接吻”等等。舒曼喜欢给自己的作品加上文学性的标题,如《狂欢节》(作品9)、 《幻想曲》 (作品12)、《童年情景》(作品15)、《少年曲集》(作品68)、 《森林情景》 (作品82)等都是其例;肖邦则对此深恶痛绝,他的《g小调夜曲》(作品15之3)原想注上“悲剧《哈姆莱特》观后感”字样,后来还是取消了,他说:“让人们去猜吧。” 让音乐本身去说话,不把主观臆想强加给听众——这就是肖邦的信念。“让人们去猜吧”这句话,对于肖邦的作品是有普遍意义的,令人啧啧惊叹。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的波兰,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但也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民族。1772、1793、1795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个强国对弱小的波兰进行了三次瓜分。他们瓜分波兰的领土,奴役波兰的人民,还想扼杀波兰人民的民族意识,以 使他们能长久地统治下去。可是,正如一首波兰爱国歌曲所唱的:"波兰不会灭亡!"波兰人民始终坚持着不屈不挠的爱国斗争。十九世纪上半叶波兰进步的、民族的浪漫主义文艺,对这个斗争 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时,波兰涌现出一批爱国的思想家和文艺家。他们主张文艺要有鲜明的民族特性,要有热爱人民和自由的思想内容,要有丰富的情感色彩。这些思想对肖邦有着深远的影响。肖邦的朋友、波兰诗人维特维茨基在给肖邦的信中写道:"你只要经常记着,民族性,民族性,最后还是民族性......正象波兰有祖国的大自然一样,也有祖国的旋律。高山、森林、河流、草地都有自己内在的、祖国的音响,虽然并不是每一颗心都能听到它的声音。"他一再嘱咐肖邦,要"为了人民,通过人民!" 肖邦的老师埃尔斯纳也对肖邦说:"你是天才,为人民而写作吧, 要写得有通俗性、民族性。"这一切,给肖邦以后的思想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1830年,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它不仅打击了欧洲反动"神圣同盟"的封建统治,也对欧洲各国的革命起了推动作用。这时,波兰的爱国力量又重新振奋起来,秘密的爱国组织也活跃起来。他们不顾反动当局的逮捕、镇压,酝酿着新的起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肖邦的亲人、老师和朋友们敦促着肖邦出国去深造,并通过他的音乐创作和演奏去为祖国获取荣誉。为此,肖邦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爱国心使他想留下;事业心又使他想离去。他写道:"我还在这里,我不能决定程的日子。我觉得,我离开华沙就永远不会再回到故乡了。我深信,我要和故乡永别。啊,要死在不是出生的地方是多么可悲的事!" 离别的痛苦、永别的预感折磨着他,但是,亲友们的勉励、嘱咐和期望又鼓舞着他,使他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国外用艺术来歌颂祖国和自己的民族,为此他又感到激动。他写道:"我愿意唱出一切为愤怒的、奔放的情感所激发的声音,使我的作品(至少一部分)能作为约翰(指十七世纪的波兰围王约翰三世索比埃斯基。他曾击败了土耳其侵略者,收复了祖国的疆土,并将土耳其人逐出维也纳和匈牙利,名震欧洲。)的部队所唱的战歌。战歌已绝响,但它们的回声仍将荡漾在多瑙河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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