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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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继尧与蔡锷:“滇中已有计划,请公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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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如果说唐继尧蔡锷有交情的话,那么他们也只是革命场上的志同,并没有深厚的友谊。
   
    “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这从1915年12月19日蔡锷梁启超信中的叙述也不难看出,他抵达昆明之日,“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色喜。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趋平静。”此前,因为袁世凯即将称帝的消息传来,云南军人不稳的谣言四起,“全城震骇,金融立见恐慌,富滇银行四五日间,兑付现金至五六十万,米价亦随之大涨(每石由三元涨至四元余,其他物值亦逐日加昂,风声鹤唳几有草木皆兵之概。)”
 
    1913年10月蔡锷进京前夕,推荐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他在云南不仅得军,而且得民心,云南人道路传闻“蔡将军在,吾滇何至于此?”有人说唐继尧“忌蔡甚深”应该不虚,但唐最后同意起义反袁,固然是迫于云南“舆情尤为愤激”的形势,不得不然。同时,参加过同盟会、身历辛亥革命的唐继尧也并不认同袁氏称帝。
 
     蔡锷离京前,当时在他身边的袁家普曾不无担心地问他,唐继尧的意思不知如何?他则泰然回答说:“无碍。”一方面可见他心中无私,另一方面也可见他已成竹在胸,他对人说过,唐之为人“沉毅豁达,勇于任事,不愧性男儿。”否则他也不会一再提拔唐,先是在辛亥之际任唐为云南北伐军司令,再支持唐为贵州都督,然后推荐为云南都督,几次云南政局有变,都是他极力挺唐。当袁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唐和蔡锷函电往来,并派杨纯武为信使进京,当面向蔡锷表示“万难屈从。滇中已有计划,请公南来”。对于唐的态度和滇军的情况,蔡锷在到达云南后,曾写信梁启超,说得比较详细。 
 
    “滇中级军官健者”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等自“筹安会”发生后就非常愤慨,多次向唐继尧进言,“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但唐以不知道蔡锷等的意向所在、不了解各方面真相,因此一意持重,几个月都没有表明态度。等到蔡锷在北京的住处被搜查,蔡引病离京的消息传来,云南军中“慷慨激昂之声浪复起”。但直到蔡锷派王伯群先他五日到昆明,将蔡锷在天津写的书交给唐,唐才最后下了决心。 
 
    就在唐继尧暗中下决心之际,袁世凯也得到有关云南不稳的消息,曾派人前来调查。他想用禄位来拉拢唐,再以其他人来牵制唐,所以封唐“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一等候”,授“勋二位”(任可澄封为子爵,其他师旅长有封为男爵的)。所以当以唐继尧为首宣布云南起义的布告张贴出来时,唐前一天 出的布告还在,署名赫然正是“勋二位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一等候”,贴布告的工役不敢以新布告覆盖旧布告,所以并排而列。有不满唐继尧者拍了照片、制版流传。同时,袁世凯下令自1915年10月起给云南军官加薪俸,按月由中央拨付,并派侦探南下,散布谣言,说袁做皇帝逢官加一级。 
 
   唐继尧虽决心反对袁世凯称帝,因为极端守秘密,表面上又是虚与委,不动声色,显得很镇静,外界包括不少积极策动反袁的中下级军官并不知道他的意图,他们曾秘密开会多次,议定了四项办法:一、于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二、如唐氏反对帝制,则仍拥其为领袖;三、如中立则送彼往安南;四、如赞成帝制则杀之。”受孙中山派遣返回云南策动起义的吕志伊回忆:“唐是时已决心反对帝制,因极端保守秘密,故中下级军官尚不知。”
 
   从唐继尧与海外李烈钧、方声涛、李根源等保持联系、愿意聘吕志伊为高等政治顾问都可以看出他未尝不是主动。当唐专函邀请李烈钧赴滇时,还有人劝李“恐有诈,不宜身临不测”。不过李信任唐。1915年12月12日,唐派代表带亲笔信到香港、上海、南京等地与孙中山、梁超、冯国璋陆荣廷陈其美等各派力量接洽。等蔡锷抵达昆明,发现唐已有准备,所以他才会感慨“不图同辈已有惊人之决心与准备”。(当举义之前,唐父担心失败遭灭门之 祸,曾劝阻,唐不为所动。)
据陈嘉会1937年1月13日的日记:“蔡松坡之入滇起义,乃黄克强所极力疏通。蔡在滇声望甚高,唐继尧敬而惮之,蔡不敢轻入。克强在美,设机关于日本马关,为美国、北京、昆明三处转信,筹商一切。向唐疏通: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
 
    语:“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一个是为了人民,一个是为了权力,因而最后的分道扬镳可以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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