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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著作《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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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著作:《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由民族主义(Principles of Nationalism)、民权主义(Principles of Democracy)和民生主义(Principles of People's Livelihood)构成,简称“三民主义”。是中国国民党信奉的基本纲领。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它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遗产。

  三民主义反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概括了客观历史进程提出的三大斗争任务。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最早的组织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誓词同《兴中会章程》中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内容,成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简要表述。兴中会的纲领中第一次划时代地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要求。次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流产而逃亡国外期间,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通过后来的革命实践,三民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同盟会的政纲中,三民主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首先揭橥的战斗旗帜。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既有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这不仅由于清王朝是一个由满族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专制政权,还因为它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反满”口号所以具有广泛的动员意义,原因就在于此。避免中国被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非革命无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须“先倒满洲政府”,民族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意义蕴涵于此。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个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因而,决非“平等的国民所堪受”;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与这种“国体”的“变革”相适应,关于政体的擘划也构成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它希望解决的课题是中国的近代化,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至富强;同时还包含着关怀劳动人民生活福利的内容,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溃疡的批判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土地与资本两大问题。“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孙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内容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认为这一方案的实施可以防止垄断,也能使“公家愈富”,从而促进“社会发达”。在有关资本的课题上,孙中山确认“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须”。他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实业计划》一书就是发展社会经济的宏伟蓝图。他把发展社会经济的途径归结为“节制资本”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即将“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的“大实业”(如铁路、电气和水利等)“皆归国有”,因为这既可“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又得以“合全国之资力”。民生主义实质上是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虽然它涂上了主观社会主义的色彩。

  三民主义存在着历史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缺乏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内容。但是,它批判地承袭了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积极内容,从西方借取了民主主义思想素材,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达了人民群众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愿望,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更完整意义上的开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

  当中国革命历程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时,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课题:“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民权主义中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军阀、官僚的暴戾恣肆,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了某些批判,称道了“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的苏维埃国家“人民独裁政体”,重申了“主权在民”的原则;民生主义则强调了“耕者有其田”的观点,阐发了“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思想。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反映了新的历史特点,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阶段的进步性,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


   内容摘录:
   1
   我们鉴于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国,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

   要提倡民族主义,必要先把这种主义完全了解,然后才能发挥光大,去救国家。

   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同一民族。

   我们这种民族,处于现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呢?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数比较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地下的地位。

  人为刀俎,我为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优。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

  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中国到今日已经失去了这个宝贝。为什么中国失去了这个宝贝呢?我在今天所讲的大意,就是把中国为什么失去了民族主义的原故来推求,并且研究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否真正失去了。依我的观察,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已经失去了,这是很明白的,并且不止失去了一天,已经失去了几百年。试看我们革命以前,所有反对革命很利害的言论,都是反对民族主义的。

  2
  此后我们中国人,如果有方法,恢复民族主义,再找得一枝竹杠,那么就是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无论怎么样来压迫,我们民族就是在千万年之后,决不至于灭亡。至于讲到天然淘汰,我们民族更是可以长存。因为天生了我们四万万人,能够保存到今日,是天从前不想亡中国。将来如果中国亡了,罪恶是在我们自己,我们就是将来世界上的罪人。

  天既付托重任于中国人,如果中国人不自爱,是谓逆天。所以中国到这个地位,我们是有责任可负的。现在天既不要淘汰我们,是天要发展世界的进化,如果中国将来亡了,一定是列强要亡中国,那便是列强阻止世界的进化。

  昨天有一位俄国人说,列宁为什么受世界列强的攻击呢?因为他敢说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种是二万万五千万人,这十二万万五千万人,是受那二万万五千万人的压迫。那些压迫人的人,是逆天行道,不是顺天行道。我们必要抵抗强权,才是顺天行道。

  我们要能够抵抗强权,就要我们四万万人和十二万万五千万人联合起来。我们要能够联合十二万万五千万人,就要提倡民族主义!自己先联合起来。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联合起来,共同去打破二万万五千万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

  强权打破了以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

  3
  我们今日要把中国失去了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类去打不平,这才算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

  列强因为恐怕我们有了这种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种似是似非的道理,主张世界主义来煽惑我们。说世界的文明要进步,人类的眼光要远大,民族主义过于狭隘,太不适宜,所以应该提倡世界主义。

  近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被这种道理所诱惑。但是这种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是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来讲世界主义。

  至于欧洲人现在所讲的世界主义,其实就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英国话所说的武力就是公理,这就是以打得胜的为有道理。中国人的心理,向来不以打得胜为然,以讲打的就是野蛮,这种不讲打的好道德,就是世界主义的真精神。

  我们要保守这种精神,扩充这种精神,是用什么做基础呢?是用民族主义做基础;像俄国的一万万五千万人是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有了基础,然后才能扩充。

  所以我们以后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才有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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