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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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1914:服从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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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窥伺的眼睛,混在几百道满溢着激情和焦灼的目光中,一起等待着主角的登场。下午三点钟,已经被唾沫飞溅的致辞和介绍鼓动得潮澎湃的听众,终于等到了他们心目中的传奇偶像闪亮登场。孙文,缔造亚洲第一民主共和国的革命领袖,穿着他常穿的深色西装,留着他招牌的日式胡须,用带着浓重广东腔的国语站在台上侃侃而谈,很令台下的听众陶醉倾倒。尽管演讲的时间足有一个小时,但并没有人感到厌倦,根据那名混在人群中的窥伺者干巴巴的记录——“大家非常感动”。

  就像那个时代革命者演讲时的所有套话一样,“为国尽力”、“东亚和平”、“诚心诚意”、“努力奋争”这些词语就像磁粉一样各就各位,吸附在整个演讲的内容当中,充当调动情绪必不可少的调味品——20世纪初的中国总是处在危机之中,内乱不已,外强伺,倘使不能努力奋争,那么亡国灭种就为时不远,唯有尖刻刺痛的鼓噪呐喊方是疗救这个国家嗜睡症的一剂猛药。

  台上奋臂高呼,台下群情激奋,你不能说这场演讲不成功,如果它是在1912年到1913年7月前的任何一个时间的任何一个地点发生,它都将是一场极为成功的集会。但实际上,当时间冷漠地进入1914年并为这场集会安排了7月8日这个时间时,它就成了一场弥漫着失败气氛的集会。此时距离那场失败的二次革命的发动刚好过去一年,麇集会场的一大帮人,从演讲者到听众都是在这场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异乡的失败革命者。

  从某种角度上看,这场集会选择的地点——日本东京的精养轩也颇具深意——逮自清末之时,精养轩就被作为激进的留学生和反政府会党进行密谋或进行秘密集会之所。对这场集会的主角孙文来说,此地甚至还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12年前,旅日留学生发起的最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就预定在这里举行,孙文是其中主要的赞成人之一。但就像曾在这里举行的其它秘密集会和密谋一样,这场纪念会也同样以失败告终——就在集会举行那天,大群的日本警察突然赶往精养轩,武力驱散了所有赴会人群。

  但无论如何,这座对警察和密探有着极强吸引力的东京地标建筑,仍然被孙文和他的革命同志定为秘密集会的场所。尽管号称秘密集会,但上百名胸前别着红白缎织别针的中国人进进出出,不可能不引起注意,所以这场集会上宣布成立的“中华革命党”也成为了日本警视厅密切监视的对象。那名从旁窥伺的日本密探的报告,也成了关于这场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唯一保存下来的全程记录。

  这多少出乎人的意料——当革命、反叛、秘密集会、侦探这些关键词被搁在一起时,总会让人心生一种半惊半险的刺激感,但实际情况是,唯一打扰这场集会的人,只是一个名叫胡昂的冒失的革命同志,没有人捣乱会场、没有闯入会场的警察,甚至连窗外一晃而过的人影都没有。为这场历史性集会充当背景的只有室内的激情和室外的平静,一切如常。这个国家似乎与孙文这群流亡的革命者达成了一种古怪的默契:只要这群革命者不安分的行为时刻在他的注视之下,不安分就是被允许的——他们只是一群失败的流亡者。

  失败的账簿

  “我们同志目下虽流亡日本,但追慕母国之念一时也未离开脑际。将来如何使我民国得屹立于世界,此乃与诸君共谋之大事。”

  身在异乡,心怀故国,颠沛流离,不忘大志。日本密探记录下的孙文的演说词充满了激励人心的乐观主义,但与演说中巨大的乐观相对的,是现实中的落魄彷徨,前途晦暗不明。1913年8月17日,在横滨登陆的那个人上挂着的绝不是对前景的乐观和胜利的希望,而是写满疲惫和挫败。相比1913年2月作为中华民国铁路督办赴日访问所受到的隆重欢迎和国宾礼遇,6个月后沦为流亡者的孙文在横滨秘密登岸时,面对的只有浓黑的深夜和排斥的目光,只是靠着他在日本几位有通天之能的挚友的奔走请托,以及他本人的“暂居日本观察中国时局,然后决定自己之进退”的保证,孙文才勉强在这个前恭后倨的国家保有一席之地。到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召开的1914年7月8日,这位保证“暂居日本”的流亡革命者已在日本客居已近一年,有足够的时间去筹谋未来和回顾往昔。

  1914年孙文已然四十有八,遭遇了他自己的“中年危机”。说起来,这位流亡者在东京的生活还算舒适,热情的东道山满说动福冈煤矿主安川敬一郎为这位流亡的革命者每月提供一万日元的日常花销,保证生活无忧困乏。但他并无余力帮助追随他的流亡同志,确保他们衣食无虞。在一封写给南洋华侨领袖邓泽如的信中,孙提到这些追随他的“在东之亡命客”,“不特目前无进行之款,即同志中之衣食亦多不能顾者”,甚至“前日大雪”时,“竟有不能向火而致疾者”。人心更是一盘散沙,不少人“谈及将来事业,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

  相比整日萦绕耳畔让人焦虑的流亡同志的“互相诟谇”,那个“一时也未离开脑际”所深深追慕的“母国”,却平静得令人绝望。1913年那场失败的革命后,孙文最大的政敌袁世凯俨然大权在握,所有反对者都已噤声。为了祝贺这场绝对的大捷,袁世凯选择在1913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两周年纪念这天举行正式大总统就职大典,以这种奢华的讽刺为自己的胜利加冕。一位敏锐的记者发现,悬挂在革命纪念大厅里的革命伟人画像已经经过了一遍彻底的清洗孙中山和他的亲密战友黄兴的画像被置于别室,封门加锁,与此同时的是对孙文和他过往历史的有计划的忽视和抹去。孙文作为革命元勋的荣典被袁世凯下令褫夺,他的事迹被从报刊书籍中剔除,到1914年年初,唯一能让人想起这位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的事,只有这一年2月教育部下达的一条命令,要求各学校、商店将教科书中刊有孙文、黄兴照片及对孙、黄赞扬之词一律删除净尽。对政敌施以的这一除忆诅咒,隔海远望的孙文别无他法,只得看着政治铁拳在他曾播下革命种子的大地撒下遗忘之盐——1914年摊在孙文面前的是一本失败的账簿。

孙文本人填写的中华革命党誓约。孙文本人填写的中华革命党誓约。

  流亡的先知

  1914年的失败账簿不过是孙文一连串失败账目的一笔新的记账而已,从后来看,这个账本还会不断加厚起来。或者用革命派惯常使用的修辞术,也可以被称为“屡败屡战”。从1894年他创立兴中会开始,失败女神和革命女神便一道挽臂而来。如果说1895年的广州首义是因为新登场经验不足而流产的话,那么之后的九次起义失败则证明孙文确实越来越蒙受失败女神异乎寻常的垂青。与失败相生相伴的是流亡,从第一次起义失败后,孙文就开始了他的流亡之路。从此之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孙文都未曾一履他所深深追慕的母国故土。每一次国内发生的起义,孙文大都只是遥控指挥或隔岸观火,再从幸存者的口中或是报纸上得到起义失败的消息,而每一次失败,又为孙文增添了更多的流亡革命同志。

  流亡加失败,几乎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的循环套,孙文身陷其中难以自拔。

长久以来的流亡生涯为孙文在海外建立了广泛的声誉,但1913年二次革命如此惨重的失败,必须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原因才能服众。但问题在于,谁应当承担失败的责任?

  宋案发生之日,立即动兵,则海军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犹未落入袁氏之手,况此时动兵,大借款必无成,则袁氏断不能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馆,以推翻舆论。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

  这个罪魁祸首在1914年5月29日,孙文写给他曾经的亲密战友,和他并称“孙黄”的革命最佳拍档黄兴的信中被揭露出来。在孙文看来,正是他这位昔日战友将革命带入了失败的深渊,如果不是黄兴一再贻误战机,给了袁世凯充足的准备时间,则这场革命“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在革命中,黄兴擅自逃离已被革命党占领的南京,导致南方重镇失守,引发一连串失败的连锁效应,更是罪无可绾。到了革命之末,大事已去,孙文打算动员第八师营长“冒险一发,求一死所”时,又被黄兴所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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