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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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在洛阳的悠悠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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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居洛阳时,倒是有好邻居。大臣富弼,此时就庐洛城。嘉祐四友之一的吕公著,一度客居洛城,后来卜居河阳,即今孟州,与洛阳毗邻,往还也很方便。二程之程颢程颐兄弟,与邵雍结邻三十余年,而邵雍于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39岁时,因此前游洛而慕其山水风俗,遂举家从共城(今河南省辉县)迁到洛城。邵雍、程颢、程颐并周敦颐、张载,世称北宋五子。另加及时从新政抽身、又有清德之名的士大夫十多位,洛城当地布衣名士二十多位,俨然结成一个不错的社交圈子,品位相当高,据说“忠厚之风,闻于天下。”
       富弼(1004—1083),字彦国﹐洛阳本地人,北宋著名词人晏殊的女婿。晏殊官做得大,学问也好,范仲淹欧阳修等,皆出其门下。富弼历仕真、仁、英、神宗四朝,官居宰相,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和,归洛闲养,筑大第与邵雍天津居相近,遂有“三朝为宰相,四水作闲人”之句。范仲淹“庆历新政”,富弼侧身焉,身任主管军事的枢密副使,支持变法。王安石变法,富弼退出来,显是各人的路数不对。
       呂公著(公元1018-1089),字晦叔,卒封申国公,谥正献。司马光与其交谊非浅。早年相知,嘉祐四友很谈得来。吕公著嗜学,口才又好,别人要多费口舌才能讲清楚的事情,他聊聊几语便可直达本旨,司马光尝说:“每闻晦叔讲,便觉己语烦。”司马光因进言得罪,罢御史中丞,吕公著时知银台司,属门下省,掌管天下奏状案牍,有权将不合理诏退还给皇帝的权利,称“封驳”,而诏书如果不经门下省盖章,属无效文件,因此,唐朝才有“斜封官”的典故。吕公著于是退回诏书,不加理采。神宗也来劲,不经过门下省,直接将诏书发下去。吕公著一气之下辞职不干。王安石为相时,吕公著为御史中丞,本以为吕公著可以助己一把,没想到吕公著数列新法不便,王安石很是不高兴。及王安石举荐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毫不给昔日的好友面子,极谏王安石的这个得意门生是奸邪小人,不可用,有才也不可用。王安石积怒,罗织了一个罪名,将他排挤出朝,由是交情不终。
       吕公著居洛,与诸贤的交往经历,史无记载,甚是可惜。熙宁十年(1077),司马光与范镇一起到河阳去看吕公著,就住在他家的后花园。公著设宴款待二人,席间,吕公著口占一联以赠司马光,说:“玉堂金马,三朝侍从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图书之奥。”一指他的仕宦,一指他的学问。司马光辞别归洛,吕公著命其住处曰“礼贤馆”。程子曾亲口说,吕公著在洛城居住过,因二程兄弟都是洛阳人,在洛阳居住时间相当长,其所倡“洛学”或称“伊洛之学”,即以洛地命名,故其言可信。而洛城群贤作“耆英会”与“真率会”时,公著于元丰五年任职定州,后徙扬州,故皆不得参与。
       元丰中,文彦博任洛阳地方官,一日来了雅兴,力邀年齿都在七十岁以上的离退休老干部,做起会社。洛中本有作会社的传统,其源可追到唐朝的白居易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香山,号“香山居士”,常与八位谈得来的老年朋友,一起聚会玩耍,后人作“九老图”以纪其事。白居易自己说“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退休金相当不错,所以在家中养得起一小班歌妓,其中一名“素”者善舞,一名“蛮”者能歌,都是相当漂亮的年轻女子。苏轼有诗说“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很羡慕白居易的二个女伶,问题是,苏轼的朝云不会比蛮、素逊色。文彦博出游便常携歌妓而行。宋初洛中士大夫喜其事,也仿习九老作会社,当年没有摄像,就找来画工将会社的盛况画在普明僧舍的墙壁。时事变迁,亦成洛中一景。普明僧舍即白居易故居。
       文彦博作“耆英会”不以官阶为意,但有一条,年龄必须在七十岁以上,方可参加。司马光在元丰五年时才六十四岁,故在富弼家里招开的第一次聚会,司马光没有参加。这十一个老头,酒足饭饱,满面通红,又须发皆白,走路去普明僧舍看风景,不意洛城人争相看之,亦成一景。画工郑奂依故事将十一人画像绘于普明僧舍。中堂起屋三层的王宣徽,当时在外地做官,听说此事后,写信给文彦博说,只要让我参加,赞助费不是问题,年龄也不是问题,我都七十一了。文彦博磨不开面子,算他一个。文彦博素来推重司马光其人,力邀他参加。司马光自谦是晚辈,不敢入会。文彦博说,唐“九老会”狄兼谟的年纪也不到七十岁,依故事参加无防。这样十三人常聚到一起,轮流作东,喝酒听歌,游赏洛阳山水之胜,倒也享受了一段自在时光。
       司马光与会,时在元丰五年正月,并作《洛阳耆英会序》以纪其事。元丰六年,八十岁的富弼病死,同年,司马光发起“真率会”,参与的七人中,除司马旦(司马光的哥哥)、宋叔达外,其余五人,如席汝言、王尚荣、楚建中、王谨言,包括司马光,都参加过“耆英会”。由此可证,富弼一死,“耆英会”即行解散。
       司马光好客而家贫,便发起“真率会”,或也是经济的原因,才使得“耆英会”无法延续吧。比不得文彦博的家境,经常是带着歌妓游山玩水。王宣徽是“洛中宅第尤胜”,那更不用说了。“耆英会”也相约,菜肴应简单一点,肉不得超过五碗,水果、蔬菜不得超过二十碗,但若兴未尽而菜已尽,则允许主人适当添菜。饮酒不作限,主人不必劝,客人也不必客气。说是简约,依我来看,五碗大菜、二十碗蔬菜,无疑也是办酒席。司马光的“真率会”也是轮流坐庄,但重玩而不重吃,果实限三品,肴馔限五品,酒倒是可以随意喝,“以为简则易供,简则易继。”楚建中违约,多添了些菜,被罚一会。司马光曾戏为诗说:“七人五百有余岁,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马斗鸡非我事,纻衣丝发且相晖。”后来范纯仁(范仲淹的儿子)也参加了进来,洛中人誇以为盛事。
       这回轮到文彦博眼馋了,多次要求参加,司马光婉拒,以其贵显也。文彦博瞅到一个机会,正当司马光他们聚会的时候,特意办了一桌丰盛的酒食带去,司马光对他开玩笑说:“俗却此会矣。”也尽欢而散。司马光有“和潞公真率诗”一首,“洛下衣冠爱惜春,相从小饮任天真。随家所有自可乐,为具更微谁笑贫。不待珍馐方下箸,只将佳景便娱宾。庾公此兴知非浅,藜霍终难作主人。”藜霍,粗略的食物。文彦博(公元1006至1097年),字宽夫,历事四朝,任将相五十年,封潞国公,熙宁中,为王安石所恶,引去。诗之末句显然有却文彦博之意,后来司马光对别人说:“真不该让此人进来。”并不是讨厌文彦博,司马光为相时,还积极引荐文彦博入朝为官,阵营是一致的,只是鉴于他的身份,怕吃不来粗茶淡饭。
        文彦博这个人很有意思,很好玩,在他发起“耆英会”之前和之后,还另作有二会。元丰三年(1080年)九月,文彦博即与范镇、张宗益、张问、史炤,共五人发起耆宿诗会“洛阳五老会”,可以看作是“耆英会”的前身,五人均为当时德高望重的致仕老臣。文彦博以诗纪事说:“四个老儿三百岁,当时此会已难伦。如今白发游河叟,半是清朝解绶人。喜向园林同燕集,更缘尊酒长精神。欢言预有伊川约,好作元丰第四春。”之后的元丰六年,文彦博又邀程珦、司马旦、席汝言三位同龄耆宿,在自家小园里举办“洛阳同甲会”,并赋诗曰:“四人三百十二岁,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园同赋客,合成商岭采芝仙。清谈亹亹风生席,素发飘飘雪满肩。此会从来诚未有,洛中应作画图传。”他一恋恋要图画普明僧舍,看来玩的情结很深。程珦是程颢、程颐的父亲,司马旦是司马光之兄,席汝言以司封郎中致仕洛阳,四人均为七十八岁高龄的硕德老臣。
        两会作时,二程兄弟年齿尚轻,故不得与焉。程颢(1032—1085),以“明道”为己任,世称明道先生。其弟程颐(1033—1107),居临洛阳伊川,后人称为伊川先生。史上关于二程与司马光之间的交往,记载不多。然二程在洛阳一带开馆授徒,主讲书院,培养了大量弟子,并创立“洛学”,奠定了理学发展的基础,也涵育了洛城学风。书院之名,出于唐玄宗年间,五代始有讲学之书院,至北宋而书院讲学之风始光大起来。二程因与王安石政见分歧,退居嵩阳书院,宣讲《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当时司马光、范仲淹亦曾开讲院中。《四书》之名实首倡于二程。当时院中学生常有生员数百人,其中以谢良佐、吕大临、杨时、游酢为最知名,人称“程门四大弟子”。杨时师从程颢,及南归福建,先生目之曰:“吾道南矣。”四年后,程颢卒,杨时哭之痛,转事程颐。一日,程颐静坐,游定夫、杨龟山侍立不敢去,久之,程颐对他们说:“天色已晚,你们可以回去了。”时门外雪深尺矣。这便是著名的“程门立雪”的典故。吕公著的二个儿子都曾是二程的学生。
        嵩阳书院始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二程讲学其间,程颢还亲定学规,遂使书院名气大盛,侧身四大书院之列,成为理学的发源地之一。其实在唐代,书院也很有名气,白居易《酬别周从事二首》之二说:“洛下田园久抛掷,吴中歌酒莫留连。嵩阳云树伊川月,已校归迟四五年。”
        二程心路一致,脾气不同。母夫人曾在这两个儿子小时,预言说,大儿子适合做官,小儿子适合做处士。果如其言。盖程颢性情随和,刘安礼师从程颢三十余年,未尝见其忿厉之容。王荆公尝与明道论事不合,对程颢说:“公之学,如上壁。”言难以施行。明道说:“参政之学,如捉风。”亦讥其徒劳。后来王安石排挤不同政见者,而独不怒明道,说:“程颢虽不通达道理,但也是一个忠信之人。”而程颐是学问在身,却屡荐不起,司马光和吕公著就曾大力举荐他,不得已而就官,但官都做得不大,一心理学。程颢五十多岁就死了,洛学幸赖小程子而规模益发宏远。
        王安石被攻击最力的时候,一次程颢去中堂议事。王安石正在气头,色很臭,程颢慢条斯理地说:“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王安石愧屈。尽管程颢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但程颢尚在居中调停,神宗和王安石显然有被说动的迹象,可惜张天祺等人攻击太过,而王安石脾气,越是反对越要对着干,遂至不可收拾。程颢反省说,设使我们当初言词不要那么激烈,或许有转还的余地,以十分来说,王安石八分,我们二分其罪。这话说得应该是比较中恳。神宗崩,程颢因预言司马光、吕公著会出相,认为司马光也是牛脾气,很难说话,吕公著通情达理,但能力不足,恐事不见济。程颢看人也是很准。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后来说,司马光和吕公著素重程颢,如果程颢不早死,使更相调护协济于朝,或许就不会有元祐朋党之论。
       余读“明道学案”,最喜其有性情。明道书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劝他锄去。程颢说:“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一盆养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旁人不解其故,他说:“欲观万物自得意。”然明道亦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最受后人攻击。
       洛中名贤,司马光与邵雍的交往最多。邵雍(1011—1077),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等,后谥康节。祖籍范阳,幼年随父迁居共城(今河南辉县)苏门山下,邵雍即读书百源之上,因此《宋元学案》写他便称“百源学案”。邵雍早年读书相当刻苦,冬不炉、夏不扇,如是数年。共城县令李挺之知其名,亲自登门造访,传授他一门极精深的学问,由是邵雍精于易,尤精先天易学。坊间盛传他的未卜先知,托言《梅花易数》是他的作品。《宋史·邵雍传》也说:“雍知虑绝人,遇事能前知。”某年的腊月十七日,邵康节先生偶观园中梅花盛开,见二争枝坠地。邵雍感到奇怪,随即起了一卦,为《革》之《咸》,断说:“明晚当有女子折花,园丁不知而逐之。女子失惊坠地,伤了。”第二天果应其验。洛中牡丹之盛是出了名的,邵雍陪客人赏花。客人问:“花有数乎?”“有数。”起得《姤》之《鼎》卦,说:“怪哉,此花明日午时,当为马所践毁。”客人不信。次日午时,其花果被二马践毁。邵雍逝世后,朝廷以他“配享孔庙”,作为一介布衣而能享此殊荣的,三千年来,也只邵雍一人。
        邵雍一生著述颇丰,最为知名的便是《皇极经世》,是书推步所参考的历史年月,与温公的《通鉴》一样,皆受刘羲叟《长历》的影响。近人郭彧著文称,邵雍所推年表与清华大学出版发行的《中国历代纪年表》与《中国历代帝王年表》,几乎一致。而其所推三代年表竟比“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之《夏商周年表》,还要详细,可见邵雍之学力。公元1049年,邵雍移居洛阳,至1077年逝世,时间长达二十八年之久。因此,旧时也有学者把邵雍之学归在洛学之列。
        邵雍最初住在天宫寺三学院,生活相当清苦,躬自耕作,自己烧菜给年老的父母吃,“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生活尽管清贫,但邵雍不乐仕进。邵雍与富弼早年相知,富弼初为相,举荐邵雍出来作官,“如不欲仕,亦可奉致一闲名目”,先生不答,以诗谢之。王宣徽守洛,向朝廷一同推荐邵雍和常秩,俱不起。至熙宁二年,诏举遗逸,吕诲、吴充等人交荐先生,欧阳修荐常秩,朝廷连着发下三道诏书,授邵雍秘书省校书郎、颍川团练推官。邵雍再三推辞,不得已而受官,旋又称疾不肯赴职。邵雍诗言志说:“平生不作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断送落花安用雨,装添旧物岂须春!幸逢尧舜为真主,且放巢由作老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监司无用苦开陈。”常秩这次也出山了,却依附安石,盛言新法之便,被天下人看不起。当时人形容邵雍与常秩“一龙一矣”。
       嘉祐七年(1062),王宣徽出任西京洛阳最高行政长官,就洛阳天宫寺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珂的旧宅基地,以郭崇韬(五代名将,后唐枢军事长官,被暗杀)废宅余材,造屋三十间,请邵雍居住。富弼买下该院对过的一处园子,“皆有水竹花木之胜”相赠,情况才大为改观。邵雍好“预言”,一日与几个客人在天津桥上赏春,忽闻杜鹃哀啼,邵雍愀然不乐,口占一绝:
流莺啼处春犹在,杜宇来时春已非。
几家大第横斜照,一片残春啼子规。
       客问其故,邵雍说:“洛阳城以前在这个时候从不见杜鹃。现在杜鹃从南方飞迁于此,这预示国家政局有变。不出三五年,皇上一定会起用一批南方人总理国政,天下从此步入多事之秋矣。”客人十分惊讶,追问缘由。邵雍说:“天下将治,地气必然从南向北运行。如今南方的地气已经运行到了这里。飞禽走兽比人更敏感,首先感受到了地气的走向,因此才纷纷向北迁移。《春秋》上也有过类似记载:宋国灭亡前,有六只帽子一样的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都城商丘;还有八哥前来筑巢安居。这都是地气作用的结果。从此后,不但南方的禽兽将迁居北地,草木花卉也可移植北方,原本在南方才会有的各种疑难杂症,也要在北方出现。北方人今后没有好日子过了!”几年后的王安石即入阁为相,吕惠卿、章惇、蔡确鼎力支持变法。王安石江西人,其余皆为福建省人,包括后来的蔡京兄弟,也都是福建人。不佞亦是福建省人,当年北人对南方人似有看法,此另当别论。
       以出让地块来增加财政收入,拉动GDP,始作俑者我以为应是王安石,其新法之一就是实行买官田,邵雍的天津之居也划为官田出售。当时洛城中人皆慕其高名,都不愿买,邵雍自己也无力购买。眼见又要居无定所,司马光等好友出面,集资为他买了下来。邵雍遂命其园居为“安乐窝”,自称“安乐先生”,并赋诗说:“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邵雍特在“安乐窝”开了扇“瓮牖”——把瓮底打破,独留圆框作窗户,意清贫也——读书燕居其下,清晨焚香独坐,晚时饮酒三四杯,微醺便止,不使至醉。尝有诗云:“斟有浅深存燮理,饮无多少系经纶。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虽居身“安乐窝”,但邵雍坚持不办理“过户续”——“宅契司马温公户名,园契富韩公(富弼)户名,庄契王郎中(王宣徽)户名”。邵雍曾对儿子邵伯温说:“名利不可兼也。吾本不求名,既为世所知矣,何用利哉?故甘贫乐道,平生无不足之意。”
        邵雍对新法也有看法,比如其《无酒吟》诗:“自从新法行,常苦罇无酒。每有宾朋至,尽日闲相守。必欲丐于人,交亲自无有。必欲典衣买,焉能得长久。”但表现不激烈,甚至有些低调,这或许和他“平生不作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的处事原则有关吧,不喜张扬,亦不喜结仇,他只想吟啸林下,读他的书,演他的推步,如此而矣。邵雍亦以开馆授徒自给,所以门生故旧仕宦四方。王安石激进推行新法时,许多门生给他写信,准备上书弹劾,然后辞官不做。邵雍不同意,劝他们继续留在任上,“此时正当是贤能之人有所作为的时候,新法固然苛严,你们对百姓多一份宽贷,百姓也就能少一点负担,意气用事有什么好处?”邵雍与商州人赵守有交情,章惇作商州县令时,一日,赵守请邵雍和章惇喝酒。席间章惇高谈阔论,目无邵雍。话题转到洛中牡丹之盛,赵守说,邵先生洛阳人。邵雍因以为言说,洛人通过品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商,只看苗根便知花品高下者,便是第一等聪明人;看树叶而知者,次之;见花蕾而知者,智商最下。章惇默然。后来章惇要拜邵雍为师,学易数,邵雍说可以,但前提是必须隐居十年不出来做官。章惇自然做不到,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司马光“独乐园”离“安乐窝”不远,闲步就可以来致窗下,因此,《传家集》多记载他们之间的唱和之作。一日,司马光信步来敲门,“谁?”“程秀才,”司马光戏之。开门一见是司马光,邵雍问其故。司马光说,西周有个叫程伯休父的人,祖上世居“司马”一职,程伯休父有军功,皇帝便以“司马”赐姓。两人就站在门口聊天。司马光见眼前清波之上有白鸥在飞,因口占一绝:“草软清波沙路微,手携筇杖著深衣。白鸥不信忘机久,见我双穿柳岸飞。”康节和曰:“冠带纷华塞九衢,声名相扎在前呼。独君都不将为事,如信人间有丈夫。”
        进入神宗熙宁十年(1077),67岁的邵雍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卧床已百余日。病中,司马光来探视,邵雍对他说:“我知道我这病怕是起不来了。”司马光宽慰他安心养病,还不至于此。邵雍说:“死生亦常事耳。”张载闻讯从关中赶来,他要给邵雍推命问吉凶,邵雍说:“世俗所谓之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之矣。”因闲吟一诗曰:“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叠叠非。列子御风徒有待,夸夫逐日岂无疲。劳多未有收功处,踏尽人间闲路歧。”邵雍学易,坊间也盛传他有非凡的预言能力,按理说他信命才是,可邵雍不信“小命”信“天命”,这点倒和司马光很对脾气。熙宁十年(1077)七月,邵雍病卒。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诏除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次相),入京主政,于是司马光离开了一住十五年的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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