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纪念馆

纪念馆首页 本馆首页

http://his.tsingming.com/nierongzhen/

中国人民怎样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

浏览 2843次     暂无评论     字体: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八年间,经过了极为艰险、曲折和复杂的斗争道路,进行了英勇的胜利的抗日战争,最后配合盟国特别是苏联的对日作战,打败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从这一伟大的爱国战争中,动员、组织与教育了广大人民,大大地增强了人民民主的力量,为以后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强的基础。

  伟大的抗日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是一个严重的历史考验。战争不仅锻炼了人民,锻炼了人民军队,并且也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展与丰富了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经验,在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布尔塞维克化,在组织上更加壮大起来,成为在全国人民中最有威信的卓越的领导者。中国人民根据切身的经验,完全懂得: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一切。

  (一)

  抗日战争使中国革命中的敌、友、我的阵线及其力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改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了帝国主义是中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死敌。抗日战争的八年间,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日寇的屠杀与摧毁,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这一野蛮无耻的侵略,却得到了美英帝国主义“绥靖政策”的鼓励。美英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方面企图缓和对日矛盾,使日寇成为进攻社会主义苏联的东方的前哨,另一方面则支使蒋介石反动政府加紧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以便达到通过蒋介石反动政府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当时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联盟”所派遣的“李顿调查团”,就是以要求“国际共管东北”代替日本独占,来结束它的调查报告的。美帝国主义除“劝中国政府采取妥协步调”外,并在锦州事变之后发表无耻声明,宣称“(一)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的权利;(二)不拟过问日本解决任何事件,惟此项事件,不得破坏美国权利”。美英帝国主义与日本侵略者狼狈为奸的面目,是早已暴露无遗了。

  当时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军事进攻,采取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并且宣布“攘外必先安内”,又训令他的军队说:“有言抗日者杀无赦”而集中力量继续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红军进攻。

  但是,严重的民族危机,却使中国人民日益革命化了。不但中国工人和农民群众,日益觉悟起来,兴起了抗日救亡的民族斗争,也不但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积极投入了革命的队伍,在各大城市中开展了学生群众的反日示威运动;而且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了新的动摇分裂和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和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有矛盾的地方统治势力,对于民族革命运动,或参加、或同情、或采取中立。广大的人民群众都从切身的经验中,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日益失望,逐渐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政权和人民革命军队。

  (二)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和胜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号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组织东北游击队,并且提出停止内战,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三个条件,希望与国民党中愿意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但是蒋介石反动政府却以进攻红军和镇压抗日运动来回答了这个宣言。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主力人民红军,以十二个月的时间,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战胜了蒋介石的长追,突破了历史上军事远征的纪录,胜利地到达了抗日前线,与西北人民红军会合。这一卓绝的英雄业迹,成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组成部分,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保存了铁一般的中坚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全国人民中得到广泛的同情和拥护,并迅速成为以北平“一二九”(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为开始的普及于全国各大城市的人民爱国运动的纲领,还得到一部分国民党军官的赞同。他们反对内战、要求抗日,就使蒋介石所指挥的“剿共”前线部队——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和杨虎城所部西北军,拒绝蒋介石的“剿共”乱命,而与人民红军联欢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人民和士兵的支持下,逮捕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爆发,一方面说明中日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另一方面也说明:蒋介石多年来的反动卖国政策,不仅遭到广大人民的痛恨和唾弃,并使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分化。但是时局的危机,并未过去。当时国民党中的反动派,正企图以营救蒋介石为借口,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日寇则窥伺机会,乘虚而入。因而正确地解决“西安事变”,成为扭转危急局势和举行抗日战争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采取了明确坚定的方针,力主和平解决,以结束蒋介石的“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实现国内和平,争取全面抗战。我们批判与说服了一些人们的“左倾”冒险主义,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托洛斯基匪徒扩大内战的阴谋,从而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就,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伟大的战略预见。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中日矛盾的发展,改变了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关系。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殖民地化与独占中国的侵略政策,使其他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扩大了裂口,把这些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推到次要的地位。在国内,资产阶级也因为日本的侵略使他们发生了生死存亡问题,因此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也引起了一部分人不能不改变其政治态度。虽然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但民族矛盾逼使它降到次要的与服从的地位了。

  (三)

  但是,国内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仍然是贯串于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不愿意给人民以民主权利,不愿意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不愿意清除国民党及其政府内部的亲日派势力,这样就使得当时的抗日战争,潜伏着失败和中途妥协的危机。为了克服这种危机,中国共产党坚决地领导中国人民和人民的武装力量,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核,并用极大的力量,放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组织千百万人民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主权利,使抗日战争不仅具备鲜明的民族的性质,并且具备深刻的人民的性质。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就指出争取民主的重要性。他说:“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民主运动发展的有利条件”。因此,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战争发生之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即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的文章,明确地指出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批判国民党不要人民起来的错误措施及其危险前途,要求将抗日战争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并且紧接着宣布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这一政治纲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奋斗。(十大纲领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抗日的民族团结。)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恪守这一政治纲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根据这个纲领,一到达抗日的前线,就和广大人民紧紧相结合,以连续不断的胜利战斗,打击日寇,并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辟和创建了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坚持抗战的重心。在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两条路线下,形成了抗日战争中两个迥然不同的战场,即国民党区战场和解放区战场。

  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的进攻,针对着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情绪,声言愿意和它谋取妥协的和平,并将国民党的副总裁汪精卫诱出重庆,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实施民族的欺骗政策。从此时起,国民党政府更明显地开始了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对外逐渐转移到对内。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将中国共产党及其他进步组织,打入地下,并剥夺了抗战初期所给予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监狱和集中营里充满了共产党人、爱国青年和民主人士。从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的五年之内,国民党政府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有名的“解散”新四军及歼灭皖南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的事变,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内,他们对于抗日战争已公开采取了消极政策,保存军事实力,把作战的重担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让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解放区,并以国民党的精锐胡宗南部队包围、封锁与进攻中国共产党抗战后方的陕甘宁解放区。国民党的政府除指令其军队不断向解放区军队进攻外,并有组织地指派其军队投降日本侵略者,以配合日本侵略者进攻解放区。此外,国民党政府同日本侵略者之间,谈判妥协投降的秘密信使往来,是从没有间断过的。这就使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解放区不能不肩负起抗战反投降的全部重任。(⑴⑵)

  (四)

  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人民,是怎样坚持对日抗战和反对投降的斗争呢?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游击队,在北起内蒙古,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人所到之处,都进行着积极的广泛的对敌武装斗争。经常抗击着敌军半数以上(多至百分之六十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像利刃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成为对日本侵略者的严重威胁。但是解放区军民的对敌斗争也是在极为严重和残酷的境中进行的。占领武汉以后,日本侵略者从一九三八年十月就停止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将其侵略刀锋,主要地指向解放区战场,进行残酷的“扫荡”。每次扫荡经常是十万人左右的兵力。其“扫荡”办法是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敌人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在伪满边境及山西五台等地区更制造了长数百公里、宽数十公里的“无人区”,企图消灭人民军队的生存条件。并对我解放区进行分割、封锁、食。仅华北解放区一九四四年的统计,在面积八十三万平方公里,八千三百余万人口的地区上,敌人除铁路公路外,还修筑了一万多个据点、三万多个碉堡、一万多公里的封锁沟、六百多公里的封锁墙。在残酷的斗争中再加上灾荒,解放区军民有时不能不以树叶草根充饥。

  但是日本侵略者所有这一切毒辣阴谋都失败了。中国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在强敌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进攻之下,依然屹立,并一天一天地发展,缩小了敌占区,扩大了解放区,壮大了人民军队和人民武装力量,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一九四五年,解放区人口达九千五百五十万,人民军队发展到九十一万,民兵发展到二百二十万。从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对敌战斗大小十一万五千余次,击毙和杀伤敌伪军九十六万余名,俘掳敌伪军二十八万余名,敌伪军投诚和反正者十万余名,敌伪军共损失一百三十六万余名。

  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胜利呢?这是因为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人民战争的正确方针和战略指导原则,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各种政策。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连续发表了两个辉煌的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在前一著作中,毛泽东同志根据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战争经验(这在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六年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作了精辟的总结),和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把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争,由战术范畴提高到战略的范畴,并具体规定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指导原则。毛泽东同志指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而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这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它是个小国,兵力不足,留了许多空虚的地方,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的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它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等等一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的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是与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毛泽东同志并反复说明“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毛泽东同志预见地指出,假如敌人对于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缺乏估计,“它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个英明预见。在后一著作中,毛泽东同志针对着国内一些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从军事上政治上全面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明确地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指出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阶段。他指出取得胜利的条件是中国人民大联合(这是主要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和日本国内人民及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他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严正地指斥了国民党内部的妥协与腐败。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部历史也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这些论断的正确。

  依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全国各个解放区,在政治上实行了民主改革和民生改革,实现了全国总动员和巩固的民族团结,造成了人民战争的真正基础。解放区普遍地经过民主选举,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三三制政权”——地方的人民民主政府,因此巩固了各阶级的团结。解放区普遍地实行了减租减息和保证交租交息的政策,因而大大地发扬了农民参加抗日战争和生产的积极性,并保证了农民与地主之间在抗日战争中可靠的团结。解放区普遍地实行了生产和节约政策,组织了农民的劳动互助(变工队、换工班等),军队参加生产并帮助农民生产;实行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实行节约互助以救济灾荒,因而能够粉碎敌人的封锁政策,战胜敌灾和天灾所造成的严重困难,支持了长期的战争。解放区的军队与人民普遍地实行了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政策,因而巩固了军队与人民间的团结,并提高了军队的斗志。解放区实行了动摇敌军和瓦解与争取伪军的政策,向他们开展全面的政治攻势,因而大大地动摇了敌军的士气,并争取了大批伪军的投诚与反正。而最中心的,是依靠农民的问题。残酷的抗日战争,没有广大的农民的支持,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就再一次地证明了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农民卷入革命越快愈彻底,则中国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亦将越强大越有力量”。这也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斗争”。

  在军事上,全国各个解放区坚持以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和人民武装(民兵和人民自卫队)的相互配合,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实现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动员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这就是人民军队在解放区战场所实行的战略战术的出发点,由此创造了抗日的人民战争的全套战略战术。人民军队由于获得地方游击队和人民武装的配合,得以灵活地进行内线和外线作战,力争战役和战术指挥的主动权,不断粉碎敌人之“扫荡”、“蚕食”,歼敌致胜。人民军队由于指挥统一,各个根据地得以互相配合,彼此支援,因而能够抓住敌人兵力不足的弱点,粉碎敌人对某一地区的合围“扫荡”。人民军队,由于重视开辟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能够积极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人民军队常常派遣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活动,以粉碎敌人的封锁政策。人民军队,由于重视地方游击队和人民武装的建立和发展的工作,能够积极地帮助其教育训练并给以必要的干部和武器,因而能够获得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密切配合,增强对敌困扰打击的力量。同时久经战争锻炼的地方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又成为人民军队兵员的来源,保证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解放区的地雷战、联村作战、破袭敌人交通,围困敌人碉堡,以及平原地区的地道战等,都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使敌寸步难行,在军事上以至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打击和威胁。

  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另一方面的斗争。这就是为反对国民党投降、分裂、倒退逆流而进行的坚决斗争。这一斗争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在存在着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要同强大的敌人日本侵略者作战,是不可想像、至少是极端不利的。为了击败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联合一切抗日的力量。但是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这个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坚固的、不可靠的,因而对于国民党必须是既有合作,又有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利于合作,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利于长期的民族革命战争。因而斗争必须是讲求策略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必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而斗争的主要方法,就是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广大群众,发展壮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保持对国民党的批评权,使人民群众根据自己亲身的政治经验,去认识国民党当局的不可靠性、反动性、反革命性。这也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领导权,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发动之后,就一直坚持着同国民党的投降、分裂、倒退逆流作斗争,并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适时地明确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以之动员人民,有力地打退了国民党在此后一个时期所发动的三次反动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抗日战争中的内战投降危机。而蒋介石、国民党由于它自己的倒行逆施,更日益暴露了它的反动面目,在政治上大为孤立了。

  解放区战场的胜利,终于有力地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妥协投降阴谋,争取了全国抗日的胜利。

  (五)

  当然,对于中国人民命运攸关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和苏联的援助分不开的。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国际上主持正义,唯一斥责日本为侵略者的只有苏联。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一年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正是美、英帝国主义大量运售战略物资给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并驱逼国民党政府对日议和,制造东方慕尼黑的时候。苏联不仅寄予中国抗战以无限深厚的同情,且给中国人民以各方面的实际支援。苏联人民的“志愿航空队”,帮助了中国对日作战。多少英雄的苏联儿女,把鲜洒在中国的长空。在中国八年抗战中,苏联的强大军队始终坚守远东边境,牵制了日寇号称“皇军之花”的一百万关东军,这就大大的减轻中国抗战的负担。一九四五年苏联击败德寇,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决定胜利之后,为了使中国迅速解放,立即对日宣战,全歼日本关东军,迫使日寇投降,帮助中国早日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在谋求民族独立解放的长期艰苦斗争中深刻地知道: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中国革命没有社会主义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胜利是不可能的。斯大林说:“十月革命打破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劳动人民成百年的沉睡,把他们卷入到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并且说:“在中国近旁,有苏联生存着和发展着,它的革命经验和帮助不能不促进中国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中国中世纪封建残余的斗争”。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一百余年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只有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只有在十月革命给中国革命作了榜样,指出了中国人民谋求独立解放的正确道路,使它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以后,中国革命才得到发展和胜利。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时,只有这时,中国人民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三十余年来,苏联与世界无产阶级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给中国人民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鼓舞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成为中国革命胜利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对于自己这种忠诚无私的伟大国际主义友谊。

  同时,经过八年残酷的抗日斗争,从苦难中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更永远不能忘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下的血海深仇,绝不能容忍日本侵略势力的再起。当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在远东遭受了连续的失败之后,它们就一次又一次地撕毁了他们过去所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和波斯坦公告,并正阴谋进行对日单独媾和,重新武装日本,企图以日本为基地,以日本人民为炮灰,进一步扩大侵略亚洲的罪恶战争。但是美帝国主义这一阴谋,必将在中国、亚洲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一致反对之下,遭受可耻的失败。

  中国人民是伟大而不可战胜的,它在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经过四年国内解放战争,已经在中国大陆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并在将近两年和平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由于中国人民的胜利并与苏联结成巩固的同盟,进一步地改变了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力量的对比。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已经变得无比强大了。这个力量足以捍卫世界和平,足以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深信任何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都一定要在这个力量面前被打得一败涂地。

  (《人民日报》1951.06.30 第1版)
来源:人民日报
评论
0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