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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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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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文人”的爱子 
    家世
1892年12月4日(清光绪十八年十月十六),刘伯承诞生在四川省开县浦里区赵家场乡张家坝。在两个多月以前,刘伯承祖母祖父相继去世。
他是在举家服丧的哀痛中呱呱坠地的,所以乳名孝生。后取名刘明昭,字伯承。
据《刘氏家谱》记载,刘家的祖籍原在湖北荆州府江陵县。后来,随着清朝初期“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迁到四川省云阳县关口乡定居,世代以农耕为业。到咸丰年间,刘伯承的祖父刘正富(1819—1892)因交不起租佃押金,佃不到土地耕种,被迫从长江边移向川东山区,流落到开县的浦里河畔开荒度日。刘正富体格壮健,精明强干,种田兼做铁匠。经他修理的农具及铁锅、勺铲、钳子、剪子之类,坚固耐用。他还吹得一好唢呐,乡邻间的婚丧嫁娶少不了要请他去吹奏。多种的生活手段、广博见闻造成了他开明通达、乐于助人的性格和比较丰富的阅历,使他很快适应新的境,经济来源也多于一般农户。就这样,刘铁匠立住了脚跟,正式在赵家场对面的张家坝定居下来。他的六个儿子——刘文培、刘文德、刘文瑞、刘文祥、刘文吉、刘文炳,渐渐长大成人,人丁兴旺,日子愈见红火。刘正富和妻子杨氏克勤克俭,儿子们舍力劳作,这一家有些发起来了,先后积攒起一些钱财,购置了一些田产,开设起粉房、榨房。
刘铁匠的小儿子刘文炳(字虎臣,1862—1907)比较幸运,靠着家境殷实读了十多年书。他就是刘伯承的父亲。中国封建时代稍有条件的平民,几乎毫无例外地进行过培养子弟读书入仕以求改换门庭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往往是徒劳的。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刘正富尽力供刘文炳读书,盼望从儿子一辈起能改变世代农门的低贱地位。刘文炳深知父兄的苦,寒窗孤灯,年复一年,终于积下了满腹的经书和八股文章,于是名闻乡里。他憧憬着那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妙前程。可是他的梦想很快破灭了。一年秋天,刘文炳满怀希望到县城参加秀才考试,不料被人举发说他家祖辈是吹鼓手,属“倡优”之列,出身微贱,遂被逐出考常不仅如此,还被控为触犯大清王法,要吃官司。花钱疏通,才算了案。从此以后,刘文炳只得弃文务农,成为浦里河畔有名的“泥脚文人”。
1894年中日战争中清兵大败,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标志着清王朝江河日下。英、美、法、德、俄、日、奥、意等帝国主义列强,拥而上,争抢东方这块富饶的土地。清政府接连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为了支付给帝国主义的巨额赔款,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和压榨。整个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在刘伯承刚满三岁这年,也就是父辈们“庐墓三年”服丧期满的日子,父辈的6兄弟分家了。每人获得了十多石谷(当地一石相当于一亩)的田地。
同时,也分摊了因疏通官司欠下的120两银子的债。兄长们因为债务拖累而心中有气,再添上妯娌们的七嘴八舌,便把往日家庭中的脉脉温情吹刮得荡然无存。刘文炳虽排行最末,非但不受照顾,反而只分到了沈家湾一带土质比较差的坡地田和3间破旧的茅屋。这3间茅屋,就是刘伯承度过童年生活的所在。地面是用泥巴夯实过的,又潮又硬。没有窗户,全靠门里透进光亮。
3间屋并列着,门全向南开。其中一间是大人和孩子睡觉的。一间搁置家具和做饭用。剩下一间,按农家习俗辟为堂屋,全家人在里面吃饭或接待客人,雨天和夜晚就在里面干编织筐篓的活计。刘文炳雅趣未灭,在里面挂起几幅发黄的旧字画,又将先辈制订的《齐家规训》,用楷书恭抄,贴在发黑的墙上。这位被摈出科场的“泥脚文人”,别出心裁地把这间破屋命名为“权理堂书室”。
刘文炳虽然刚到中年,考场被逐的刺激和贫困的煎熬使他过早地衰老,性格刻板,心情抑郁。加上身体瘦弱,又常患病,话很少,笑容更难得见。
有时说上几句,声急气短,招人不悦。对孩子更偏于严厉。在刘伯承四、五岁时,他就捧着《刘氏家谱》教他认字、记事。这本足有五个铜钱厚的谱书,是刘文炳在遭受挫折以后,“敬承先命”,“掩卷而长思”,苦苦修订出来的。他把自己的意愿、主张、愤懑和希望,都倾注在这册小型的“家史”里。
期望刘家子弟能“贤哲挺生,簪缨叠起”,“令宗祧生色,谱牒增辉”。
然而,这些封建正统的家庭教育十分枯燥。年幼的刘伯承只喜欢从母亲那里听一些活生生的、有趣的故事。母亲周寅香(1864—1946)是四川云阳县高阳堰湾贫苦农民周源山之女,从小生长在铁峰山,身材比一般的四川婆娘要高大壮实,勤劳俭朴。川东一带的习俗,“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①。她长着一双没有裹住的大脚,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力,不论是下田耕作,还是翻尝打、晒,都能摆阖得开。至于洗衣浆衫、缝缝补补,更是得心应手的事儿。她心地善良,处事严谨,忍得气,吃得亏。她虽然是么媳妇,可实际地位却在其他妯娌之上。兄弟们常议论分家,公公婆婆伤感备至。
她安慰着说:“老燕衔泥朝朝累,雏燕大了各自飞。”尤其是她脑子里积攒的那些谚语、歇后语,说起来一串串的,象什么“多栽花,少栽刺”,“肚哪知鸭肚事”等等,常常脱口而出。幼年时的刘伯承最喜欢听母亲摆“龙门阵”,说天地古今,讲人间趣事。象孔融4岁让梨、嫦娥偷吃长生药??这些看来有些杂乱的故事,却象滴滴春雨渗入他的心田。这些,与父亲的“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之类,交口成趣,也算是苦中有乐。对刘伯承日后思想的形成和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杜甫诗:《负薪行》。
     最初的脚步
“泥脚文人”刘文炳不甘心听凭命运的驱使,他执着地要把自己通往仕途的理想,争取在儿子身上得以实现。刘文炳自从遭到“厄运”后,就在家管管帐,代人写书信,也教过几堂私塾。但在分家后就得以作田为主,忙地里的活计。同时,他也深感“自家教不成子弟”,便把5岁多的刘伯承送到本村私塾念书,蒙老师是任寿田。学了几个月,不能尽如人意。刘文炳决心为儿子寻觅一个有真才实学,又能严加管束的老师。
这年夏天,有一位名叫任贤书的下江老,流落到张家坝一带行乞,自称是个出身微贱、累试不第的秀才。刘文炳见此人谈吐不俗,满腹经纶,颇有些同“脖相怜,便出面替他邀了一堂学。任贤书也不推辞,慨然扔掉“讨饭棍”,在紧傍刘家老屋的一所房子里,开起一个有二十来个学童的小私塾。
刘伯承是其中的学生之一。
虽然进了私塾,却关不住儿童的“天性”。刘伯承跟大多数男孩一样,整天就知道玩耍。春季,他领着伙伴们爬树、掏窝,采sang。入夏,光着身子扑到河塘里玩水、戏闹,捕、拾河螺。有时赌起“狠”来,也敢贸然去捅马蜂窝,用水去灌穴,或是爬到树梢上,比试比试谁个最“关火”①。
父亲望子成龙心切,比别的家长更多一层管束。对儿子的淘气行为时常进行干涉,甚或打耳光、用棍棒也是有的。当然,更寄希望于严师的管教。
然而任贤书却和一般的先生大不一样,他总是笑着说:“这是娃儿们的天性埃天性如同天意,不可违拗,只可疏导。”随后,又大发感叹:“想当年秦皇汉武,华夏武风,纠纠天下。今朝偃武修文,科举取士,武风衰弱,酿至甲午战败??何其悲乎!中国的武士实在是太少了。??至于管教之事,我自有道理。”
任贤书不仅熟读诗书,而且精通武术,尤长于拳法和功。他在教书之余,还教学生练习武艺。刘伯承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长拳、八卦掌、棍棒和投掷等功夫。为了练出弹子功,他从河滩上拣来几撮箕卵石。每天清早,朝屋后大树上的目标投去几十颗“飞弹”。久而久之,树干上打出一个烧饼大的洞穴。
在功课方面,刘伯承从《三字经》、《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开始,接连读《论语》、《盂子》、《大学》、《中庸》。练习毛笔字,他也一丝不苟,一笔一画地苦练楷书。初学写字时,为了节省笔墨纸张,他以右手食指当笔,往左手手心里写,练笔势、笔锋,揣摩“永字八法”。他用心钻研,临帖写字,进步很快。
看到这些变化,难得一笑的父亲也露出了笑容。刘伯承刚发蒙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让他把当天念的书背诵一遍。刘伯承晓得母亲识字不多,便胡乱地背了一遍。不防被父亲在里屋听到,走出来斥责他说:“我告诉你,我没得南庄田、北庄地,只有一管笔、一锭墨留给你。你不用功,看你日后如何得了!”
也许是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刘伯承。从此每天他总要最先赶到学堂。有时,家里饭做晚了他宁可饿一顿,也不误上学。一次迟到,中午回家跟母亲又哭①四川方言,厉害、有本事的意思。
又闹。母亲只好大清早就将他唤醒。起床后,他一面帮着烧火添柴,一面在灶旁看书。夜晚,农家灯火如豆,是供母亲纺纱用的。刘伯承就捧着书,偎在纺车旁,伴着“吱呀吱呀”的声音一直读到深夜。
刘伯承受农家传统的影响,从小就热爱劳动。每天放学回家。他总是帮助家里放、割草、砍柴。每当他背起背篓出门,后面总是跟着一群上抹着黑泥、挂着鼻涕的放牛娃。因为刘伯承个子高,胆子大,不信邪,有力气,又跟老师学了两手武术,有他在前面开路,孩子们就敢吆喝着,把黑牯牛、老黄牛赶到富人家的荒坡草地上放牧。最吸引人的是在把牛喂饱、草割满篓以后,大家听刘伯承摆“龙门阵”,讲《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长毛”(太平军)的故事,或是在他的摆布下做“占国”、“打擂台”等斗智斗力的游戏。有时刘伯承也带领小伙伴们跟邻村的孩子们互相投掷石子,不是把“敌方”打得头破流,就是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到家里,母亲心疼地责备一番,然后照例是塞给一块红苕或是一个煮熟的鸡蛋。父亲则是一副严厉的神情,训斥道:“又疯了。忘记家训了么?把家谱读三遍。”
刘伯承知道犯了错,只好规规矩矩地再读那枯燥的家谱:“??子孙惟耕读勤俭为尚,慈善友恭为最”,“量思宏,劳思先,功思让,名思海,位思卑,退思早??”对于这些家教,年幼的刘伯承当然不能完全领悟。但无数次反复的训教,传统习俗的熏陶,不能不潜移默化地沁入他的心灵,对他以后的思想、道德、性情、修养等方面的发展留下一定的影响。
刘伯承在任贤书门下一直读了六年书。1904年秋天转到灯草坝“汉西书院”就读。“汉西书院”的主持人刘华英是个廪生,同维新派、洋务派人士有广泛接触,受到西方文化和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他是个“教育救国论”者,设法自筹资金在开县办学。学生主要是他亲房的十多个子弟。同时也掺进少数成绩优秀的外姓学生。对同姓的穷苦学生,还免费供给膳食、书本和文具。刘伯承就是其中之一。
“汉西书院”设有语文、数学、理化和地理,知识面比私塾要开阔得多,这激起了刘伯承更大的学习兴趣。由于他勤奋好学,才智过人,各个科目的成绩都是第一名。因此,博得了刘华英的喜爱。刘华英常常对学生们谈汉口、上海等地的热闹场景,还讲什么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日本国,都是乡间很少听到的新鲜事。刘伯承从这里开始接触到现代科学和时事常识。
1905年,清廷下诏废除科举。新式学堂成了青少年求学的新出路。设在开县县城的高等小学堂,顺应时势,决定扩大招生。“汉西书院”的学生们闻讯,纷纷报名投考。刘伯承因家中负担重交不起学费,迟迟未去报名。刘华英得知后,立即把刘伯承叫去关心地说:“学业要紧,事不宜迟,新学堂比我这里要强得多,赶快去报考。一切费用由我支付。”在刘华英的慷慨资助下,刘伯承随即到县高等小学堂报考。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被正式录龋学生按考试成绩编为甲、乙、丙、盯戊五个班,刘伯承被编入甲班。学堂开设的课程,除国文、修身两门外,还有外文、数学、理化、史地、体操等项。该校教师大多数水平较高,教自然科学的傅让、朱璜等人毕业于日本弘文师范学校,思想进步,是同盟会会员。傅让还秘密传播一些进步杂志和革命书籍。如雷铁崖、邓洁等在东京出版的《鹃声》以及《四川》杂志等。刘伯承和同窗好友经常从老师那里得到这些刊物,争相传阅。尤其是《四川》杂志,表面看来只是记述蜀地的风土人情、名山大川、闻人掌故之类,实际却是鲜明地反对英、法、日、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云南、东北,揭露清朝政府卖国残民的罪恶行径,鼓励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铁路等项主权。就连刊物中的诗词小品,也大都是沉痛的忧时爱国之声。刘伯承又读了邹容的《革命军》、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著作。这些,对刘伯承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的眼界更为开阔,了解了新的社会生活,看到了世界的潮流,初步认识到清廷的腐败没落和变革的必要。
在开县小学堂毕业以后,刘伯承又到夔府(今奉节)官立中学就读。1907年春,他的父亲因患病,又加上劳累和贫困的折磨,不幸离开人世,年仅45岁。他被迫中途辍学,回乡务农。父亲刚去世不久,最小的弟弟(遗腹子)又来到了世间。他的母亲养活有四男三女。“四男”是:明昭(伯承)、明书(仲麟)、明昌(叔禹)、明良(季能)。“三女”是:琼英、瑾兰、怀珍。这时,大姐琼英已经出嫁,家中7口人的生活重担落在母亲和年仅15岁的刘伯承身上。父亲留下的遗产,仅几间茅屋、十几亩塝田。就连买棺材的400铜板,还是向五伯父刘文吉借来的高利贷。
父亲刚入殓不久,刻薄的五伯父就三番五次来讨债,想趁人之危吞并他们赖以活命的田地。一天清早,五伯父找赵家场有名的泼妇赵二娘来逼刘伯承还债。母亲抱着出生不久的弟弟,上前说好话求情。刘伯承抢上去说:“赵二娘,劳你的大驾,给我五伯父回个话。我刘明昭人穷骨头硬,欠他的钱,日后一定如数奉还,分文不会少。”停了一会,又说:“你晓得,先父与五伯父是同胞兄弟。如今先父尸未寒,他就再三再四逼债。谁不骂他绝情寡义、为富不仁!”赵二娘无言对答,只好悻悻地溜走。
15岁的刘伯承象成年人一样,和母亲、姐姐一道,每日黎明即起,荷锄下地,在贫瘠而又缺水的田地里耕耘。一年到头,只能收四、五担毛谷。除去赋税,剩下的根本不够家人糊口,不得己,刘伯承又上山砍柴、割草,或是挑煤、打短工来补贴家用。就这样,长年是红苕杂粮,糠糠菜菜。一到春荒时节,便只好靠挖野菜、剥树皮,掺合红苕杂粮勉强度日,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面黄饥瘦的小弟妹们饿得哇哇直哭。看到这些,母亲的心如同针扎。
好心的邻居见刘家日子艰难,来劝母亲把最小的两个细娃送人抚养。母亲思前想后,忍疼决定将小女怀珍和小儿明良送出去。刘伯承得知后,跪在母亲面前哀求:“娘,一家骨肉说什么也不能分离。我打短工、下煤窑再多挣一点,一定让弟弟妹妹活下去??”一番话说得全家人抱哭一团,母亲硬咽着说:“好,不送了,娘娃死活在一起。”
从此以后,刘伯承给人打短工、干零活更勤了。有时挣几个铜板,有时换几升粮食。揽不到活儿的时候,就到十多里外的御河沟煤场去挑煤炭,担到赵家场街上叫卖。每到黄昏时,母亲和弟妹总是站在门前的黄槲树下,远远地等着刘伯承归来。他虽然疲惫不堪,浑身漆黑,但仍装作轻松的样子说:“没事儿,想宽些,苦日子总有个头。”全家人就这样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沦落到生活的底层,使刘伯承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过去,他有条件读书求学,有机会走一条个人飞黄腾达的道路;如今命运把他抛到了最贫贱的民众里面,他必须站在新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和人生。他切身体会到,千千万万穷苦农民耗尽血汗,难得一家温饱的辛酸,亲眼目睹了黑瘦佝背的挖煤汉子,天天提心吊胆地钻矿洞,有时钻进去就永远出不来的惨状。生路在哪里?希望在哪里?他的目光自然地转向了革命的风云。这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全国各地开展革命活动,已经有了相当的声势。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接连不断的反清武装起义,震撼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克武等人在川中组织领导的成都起义(1907年)、广安起义(1909年),引起了广泛的反响。革命者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敢于牺牲个人性命的大无畏精神,给刘伯承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影响。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理想、抱负,与现存制度格格不入;民众的利益与上层统治集团的巧取豪夺水火不容。不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中华民族就没有光明,下层民众就不能抬头,自己也就没有出路。刘伯承朦胧地意识到,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埋葬帝制、富国强民的救世良方。
当时的上海,是同盟会在国内活动的中心。刘伯承抱着对革命向往的心情和找职业的愿望,于1910年邀集了上高等小学堂时的两位同窗好友前往上海。他们茫然地在上海东撞西碰,既没有遇见革命党,更没有找到孙中山,连谋生的职业也没有着落,只好扫兴地返回故里。
当年年底,刘伯承奉母亲之命与程宜芝结婚。这是一门早年订的娃娃亲。
刘伯承虽一直心有不满,但在母亲的坚持下只得同意完婚。后因他在外从事革命活动,双方脱离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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