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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对老子道德观的篡改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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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孔子的评价,历来奉其“圣人”、“先师”。他的思想统治了中国,也统治了华人世界几千年,但是,从孔子思想对中国政治历史的影响来看,孔子不过造就出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王道”的辉煌,而无补于“民主政治”,故其“伟大”确实有限。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从中国乃至世界哲学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孔子是开天辟地、世界第一的“折中主义”思想大家。无疑的,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哲学思想宝库中也是一笔丰厚的遗产。

  为什么说孔子是“折中主义”思想大家?笔者这里剖析一下孔子“折中主义”思想实质,以证此说之不谬。

  而要认识孔子的思想,就必须首先要懂得老子的思想。

  老子的“道德”思想是什么?老子认为的“道”,概括的说,即指“武”。它表现为多个含义:一是在哲学含义中,即指“规律”,表现为“刚强胜柔弱”规律,和“柔弱胜刚强”规律;二是在社会政治含义中,即指“政权”、“权力”等;三是在武打含义中,即指“武术”。而老子的“德”,即为对“道”的思想、行为规范。

  笔者把老子的“道”与“德”视之为分别具有独立含义的概念。这与在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中的简帛所发现的《道德经》,将其分为“德经”与“道经”,并“德经”在前,主要讲政治、军事,“道经”在后,主要讲哲学的事实,不谋而合。

  老子的“道”,是“道法自然”的果;而“道”的哲学基础,就是“柔弱胜刚强”。

  在老子看来,“刚强胜柔弱”表现为“统治”思想基础,相反,“柔弱胜刚强”表现为“被统治”思想基础[1]。由此,老子揭示出了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揭示出了阶级社会以“武”为表现的社会本质。

  老子面对阶级社会的“武”、“戈”不息,而在如何“止武”、“止戈”的问题上提出了“以武制武”的思想。

  老子的“以武制武”的思想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老子基于“道、德一统”、“德高道高”的思想,提出了“以德治道”的主张,即“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从而表现出了止息“武”、“戈”的思想;

  另一方面,老子在揭示“柔弱胜刚强”的条件之中,缔造出了“武术”,从而为“以武制武”提供了理论的和物质的强大而有力的武器。

  其中,正是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和“以德治道”的思想,表现出了老子的“民本主义”的思想,和“民主”的思想。

  首先,老子揭示的“柔弱胜刚强”,无疑的,它是对统治者赖以的“刚强胜柔弱”的统治思想基础所表现出来的“霸道”、“暴政”的反思和批判的结果。因而,从一开始,老子就站在百姓的立场上,揭示了“柔弱胜刚强”所蕴含的“民本主义”的思想,和“民主”的思想。

  这表现在:

  一方面,从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的切入点和基石看,老子将“柔弱”抽象为“百姓”,将“刚强”抽象为“统治者”,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柔弱”可以战胜“刚强”,从而充分体现出了老子尊崇百姓,和尊崇百姓对社会历史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影响的思想。从中,体现出了老子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另一方面,从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的出发点和落点看,老子认为,只有统治者将“刚强”变成“柔弱”,做到“无为”,这样,才能做到顺从百姓、顺应民,才能真正解决“武”、“戈”问题,实现社会的安定,才能与百姓一道共同发展生产,推进社会进步。从中,也才能实现统治者的“无为”变“有为”。由此,也体现出了老子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其次,老子在“以德治道”的思想中,老子对“德”赋予了具体的行为规范,由此,也体现出了老子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一是提出了“忘我”思想。老子讲“道生之,德蓄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二是提出了“民心”思想。老子讲“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又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三是提出了“契约”思想。老子讲“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又讲“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四是老子提出了“正义”,即“坚持正义战争”思想。老子讲“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又讲“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五是老子提出了“无畏”,即“不怕死”的思想。老子讲“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的“以德治道”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两大根本,这就是:“以百姓心为心”和“有德司契”。

  前者表现为老子的“爱民”和“民心”观,后者表现为老子的 “平等”和“公平”观。正是从这两大根本思想出发,并联系老子的“忘我”思想、“正义”思想、“无畏”思想,从中,老子为人们勾画出了一幅“德治”政治的兰图。

  这就是:

  从老子“以百姓心为心”的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以民心为是而为是,以民心为非而为非,并顺应民心,带领百姓去为民谋利益;从老子“有德司契”的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重契抑法”、“以契彰德”,按照“契约”的平等原则和德治精神去办事,才能做到“德善”、“德信”,而杜绝“言出法随”、“政出多门”的现象,和不给各级官绅以贪污、勒索百姓之可乘之机,而实现上下“同心”、“同德”,实现社会的安定;从老子“忘我”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不能把“道”据为已有,不能自诩为“圣”、“智”而高高在上、自以为是,而各级官吏是受到百姓爱戴而被推选出来的人,是克已奉公,勤奋踏实,忠于职守,身先士卒的人;从老子“正义”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坚持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及一切非正义战争;从老子“无畏”思想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要有不怕死的精神,并带领百姓去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而正是老子的“民本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决定了老子“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

  那么,老子“无为而治”的本质内容是什么呢?

  在老子看来,这就是:要实现以契约为基础、为根本的社会管理。与此同时,一要统治者做到“绝圣弃智”,实现“民利百倍”,二要统治者做到“避免法令滋张”,避免“盗贼多有”。

  具体说,对“契约管理”。这是由老子的“民心”、“契约”观决定的。

  老子的“无为而治”,不是“不要管理”、“减少管理”等等,而是强调在“法”与“契”之间,必须做到“重契抑法”,实现以契约为基础、为根本的管理。因为,实行“契约管理”,既能体现出社会关系上的“平等”和“公平”,又能利于当事者双方的互相监督。同时,做到了“重契抑法”,就体现出了“以契彰德”、“以德服人”,就会实现“德善”、“德信”。这样做,就是“以百姓心为心”和“有德司契”的表现,就是“德治”政治的表现。以此,就会出现上下一心,和“同心”、“同德”的局面,而止息“武”、“戈”,以共同发展生产。

  对于“绝圣弃智”。这是由老子的“忘我”和“民心”思想决定的。

  老子认为,“圣”、“智”寓于百姓之中,只有被百姓认同的“圣”、“智”,方才能够视为“圣”、“智”。故统治者自诩“圣”、“智”的结果,就必然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就会对百姓指划脚,肆意伐挞,就不可能做到顺从百姓的意愿,就不可能做到顺应民心。因此,在老子看来,统治者这种自诩的“圣”、“智”必须杜绝,这样,统治者才可能会做到顺从百姓的意愿,才可能会做到顺应民心,并与民一道,共同发展生产,而使“民利百倍”。

  对于“避免法令滋张”。这是由老子的“爱民”和“契约”思想决定的。

  老子认为,“法令滋张”的结果,就必然会出现“言出法随”、“政出多门”,以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就会不可避免的给各级官绅贪污、勒索百姓造成可乘之机,就会导致百姓在不能摆脱重负之下而沦为“盗贼”,甚至造反和起义,这时,社会发展就会在“震荡”之中停止或者倒退。因此,老子认为,“避免法令滋张”就要出以爱民之心,按照“契约”,及其体现出来的“平等”、“公平”的原则来办事,这样做,才能保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而当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时候,就会从根本上杜绝“盗贼多有”的现象发生。

  可见,老子的“无为而治”,既要统治者在既定的统治秩序中做到“绝圣弃智”,甘居“无为”,又要统治者在“契约”关系中恪守“一般利益”,而杜绝,或者牺牲对“特殊利益”的追求[2]。这两个方面,正构成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前提。

  也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统治者方才可能摒弃“霸道”、“暴政”的统治,方才可能摒弃社会的不公、不平。这样一来,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武”、“戈”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和“止息”。也正是如此,统治者就能最大限度的顺应百姓的意志,并由此能最大限度的调动起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推进社会进步。从中,也才能够实现统治者的“无为”变“有为”。

  所以,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本质是什么呢?

  这就是:“无为而治”,是突现老子“民心”和“契约”思想的政治反映,是统治者顺应民心的“治世”立场和态度,是统治者“绝圣弃智”,甘居“无为”,和放弃了对“特殊利益”的要求,实现统治者的政治立场向百姓立场靠近,甚至一致的根本办法和措施,是社会止息“武”、“戈”,并实现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根本途径,是“德治”政治,和“民本主义”政治、“民主”政治的具体表现。

  与此同时,在老子看来,如果统治者做不到“无为而治”,并在“霸道”、“暴政”上一意孤行,那么,就可以通过“武术”,即通过“柔弱胜刚强”的办法,去推翻这种“霸道”、“暴政”。以此,则就打破了统治者所赖以的“武”、“戈”的神话,和打破了“刚强胜柔弱”的神话。

  历史的看,秦末陈胜吴广,其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召唤,就拉开了中国百姓起义,以反抗“霸道”、“暴政”的序幕。这就是老子打破了统治者所赖以的“武”、“戈”的神话的结果,这就是老子打破了“刚强胜柔弱”的神话的结果。

  由此可见,正是这种“以武制武”的思想,表现出了老子对“霸道”、“暴政”的批判和反叛,故使得老子将其“保密”起来。这正如老子说:“国之利器不可示人”。就充分表现如此。

  在了解老子思想之后,通过比较,则可以清楚的看出孔子对老子思想的篡改和修正。

那么,孔子如何篡改和修正了老子的“道德”思想?

  具体说,一方面,孔子将老子的“道”和“德”二者合二为一,笼统为“道德”,即单单指的是人的思想、行为规范,表现为“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孔子以“仁者爱人”和“克已复礼”,即“仁”、“爱”的思想,偷换了老子的“道”、“德”概念,即,孔子以“爱人”取代了老子的“爱民”思想,以“忠孝”取代了老子的“契约”思想,而讲“齐家、治国、平天下”,故形成了“宗法伦理道德”。

  从中,孔子便抹杀了老子的“道”和“德”的关系,抹杀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民本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抹杀了老子“以德治道”的“民本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抹杀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

  为什么孔子要篡改和修正老子的“道德”思想?

在孔子看来,因为老子主张的“无为而治”已不合时宜。

  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可见,孔子怀疑,甚至完全把老子的“无为而治”等同于了舜的“无为而治”。

  在孔子看来,舜的“无为而治”,这就诚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概括的那样,即:“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故孔子认为,“无为而治”它只有在舜的时代才会实现,而在现在“礼崩乐坏”的东周列国时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孔子便认为舜,以及老子的“无为而治”已经不合时宜,故对老子“道德”思想进行了篡改和修正。

  如上所述,孔子完全没有看到,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民本”思想,与舜的“无为而治”的“自化”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

  因此,孔子虽然讲“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安能以小道末艺视武者乎”?看起来,他很重视老子提出的“武”,但是,在实际上,孔子却把“武”放在了“文”的从属地位。正是以此出发,孔子以“宗法伦理道德”为基础,以“仁”、“爱”为本质内容,建构起了“克已复礼”的“忠恕”之道,和“仁政”的理论。这样一来,中国的“折中主义”大师便正式产生出来了。

  孔子的“折中主义”,其根本表现如何?

  这就是:孔子面对社会的“武”、“戈”不息问题,企图以“仁”、“爱”得以解决,从而在如何“止武”、“止戈”的问题上,表现出了“理想主义”和“空想主义”。

  孔子的“忠恕”之道,即为“中庸”之道,它其实就在说,在“止武”、“止戈”的问题上,一方面,既不能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样因“造反”而表现出来的“激烈”;另一方面,也不能像商纣王等人那样将“武”奉为至尊而表现出来的一成不变的“守旧”。因此,孔子的“忠恕”、“中庸”之道,就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安于既定的政治秩序,上下都要注重伦理道德修养,并从“仁”、“爱”出发,做到“克已复礼”,做到修身养性,这样社会便会充满着“仁”、“爱”,于是“止武”、“止戈”的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正是如此,孔子在维系“宗法伦理道德”上讲“操守”。这就是,一方面,要做到“克已复礼”,做到维护礼制;另一方面,要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等等。以此,形成了孔子思想立身处世的规范和准则。

  正是如此,孔子在维系“宗法伦理道德”上讲“教化”。这就是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孔子要教化所有的人,其中包括被统治者,也包括统治者。其目的,就要做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在孔子看来,以刑罚治民,民虽能免于犯罪但却不知犯罪行为是羞耻的,而以德治民,民便有羞耻之心,从而自觉地避免犯罪。以此,形成了孔子思想“教化”的本质和原则。

  正是如此,孔子在维系“宗法伦理道德”上讲“仁政”。孔子的“仁政”,本质上,就是要统治者讲“仁者爱人”,即做到以“仁”、“爱”之心出发,恪守“宗法伦理道德”,通过行为“操守”和思想“教化”,而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仁爱”的社会政治。

  显然,孔子的治世思想和政治主张,不过就是一种“理想”、“空想”。

  历史证明,孔子这个思想从来就没有“止息”过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其除了粉饰一下统治者以及宗法家族的太平,奉承一下他们的政绩之外,实无用处。而且,历史证明,孔子的治世思想和政治主张极易受到统治者的“招安”,从而变成统治者的统治手段。比如,“学而优则仕”,就将天下文人掌控在了统治者手中。这就难怪历代统治者要看重孔子思想,并对孔子冠冕有加,无限拔高,以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由此可见,孔子篡改和修正了老子的“道”、“德”概念后,便回避和绕过了老子的“民心”、“契约”思想,回避和绕过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而在如何“止武”、“止戈”的问题上讲“忠恕”之道、“中庸”之道,讲“仁政”,故走上了“调合”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和向“霸道”、“暴政”妥协的“第三条路”。这就充分表现出了孔子思想的“折中主义”本质。

  老子的“道德”思想与孔子的“宗法伦理道德”思想,分别形成了中国的两种文化。这就是:老子的“武学文化”,和孔子的“文学文化”。

  历史的看,老子缔造出的中国“武学文化”表现何在?

  这就是:老子旨在如何“止武”、“止戈”的思想,开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呜”;老子的“武术”思想完全被孙子、鬼谷子等人继承和发扬,从而形成了中国“武术-军事”一体的“兵法”,从而开创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文明”;老子的“武学”思想,孕育出了中国的“武侠文化”,和反抗精神;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孕育出了汉初“反秦之弊,与民休息”的“黄老之术”,和德治政治。

  可见,老子的“武学思想”和“武学文化”决非空想。它实际的左右了中国从东周到西汉初的中国几百年历史。

        历史的看,孔子缔造出的中国“文学文化”表现何在?

  孔子编篡《春秋》、《诗经》,和提出“六艺”、开“私学”,等等,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先河。

  但是,在西汉中期以后,老子的“武学文化”则被孔子及其“孔孟之道”的“文学文化”彻底湮没了。

  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特别是东汉,在董仲舒完善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的理论后,从此,便将孔子的“宗法伦理道德”思想推向了极端,形成了“孔孟之道”,而且成为了封建正统思想,这样便完全将老子的“武学思想”及其缔造的“武学文化”彻底湮没了[4]。

  应该看到,在孔子及其“孔孟之道”思想的影响下,中国虽然是“泱泱大国”,但却色厉内茬,逆来顺受。

  究其根本,就是“孔孟之道”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湮没了老子的“契约”,即“平等”、“公平”思想,“孔孟之道”以“忠、孝、节、悌、信”的“五常”,湮没了老子的“民心”,即“爱民”、“为民”思想,同时,“孔孟之道”扯开了孔子“仁政”的面纱,而露出了“王道”的本来面目。由此可见,孔子的“仁政”既是对老子“德治”政治的回避和篡改,又是对“王道”政治的奠基和维护。所以,在同样表现为专制主义的“霸道”转向“王道”的过程中,不难看出,孔子及其“孔孟之道”扮演了一个十分不光彩的角色。

  而且,孔子及其“孔孟之道”丢掉了老子哲学的锐利武器,这就是,丢掉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哲学思想,丢掉了由此所表现出来的对“刚强”,即对“神”和“泛神论”的否定、批判,对“人”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视、肯定,对“民本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召示、呼唤。正是如此,在孔子之后,中国哲学就只有“理学”、“心学”之类,而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任何锐意进取的哲学。

  当然,孔子铸成的曾经有过的中国文学文化的辉煌,这是值得肯定的。

  综上所述,唯有老子哲学,及其“武学思想”和“武学文化”,方才真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根基和脊梁。其中,老子哲学思想,及其以“民心”观、“契约”观为根本的“民本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无疑的,开创了人类社会民主思想之先河。理应是“平等”、“自由”、“博爱”的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先声。算起来,老子的“民主”思想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民主”思想至少早了近20个世纪;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武术”思想,时至今日,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至今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故在倡导“国学”的今天,没有老子思想和文化,必定是一只半解、似是而非的“国学”。因此,重新认识老子,以还老子一个公道,还中国历史一个公道,乃是当务之急。而且,只有做到“尊老抑孔”,才能真正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才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注释:

[1]:姚文俊,《破译〈道德经〉秘密的一把钥匙》,载于2005年“中评网”、“老子文化网”等等。

[2]:姚文俊,《史学阶级斗争理论线索探导》,载于1988年《争呜》杂志 第5期。

[3]:姚文俊、徐家明,《老子是中国武学及武术散打和文化的缔造者》,韦燕,《中国党政企干部优秀论文选》{卷四},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2004

[4]:姚文俊,《为“武学”文化正名》,载于2005年第4期《文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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