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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追忆胡耀邦:父亲说他一生有两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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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时节,是中国人扫墓祭祖的传统日子,中国文化讲求“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以纪念故去的亲人前辈,现又扩至纪念一切有功于祖国和民族的先烈和英模人物。既然远逝的历史,还有回忆的价值,那么我就借清明之机,谈谈父亲———胡耀邦同志给我印象深刻的二、三事。古人说“清明时节雨纷纷”,现作一文,也可说是“追思追远语纷纷”。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父亲总把解放初在川北行署工作的两年半时间,作为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回忆。那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建设新中国的起步阶段,整个中国一片红火,人民群众扬眉吐气。作为红四方面军的老革命根据地和朱德总司令的故乡,川北人民更是欢呼跃投入生产建设事业之中。怎么治国?这个道理十分简单,人民为革命流血牺牲,不就是要换来一个越来越富足、美好、幸福的生活吗?父亲也坚信富民为始这个道理,如果背离这一方向,那么革命的目的又何在呢?

  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很早以前,父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很明确的:“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一直以来,他既不认可苏联和东欧那种加重群众负担的高积累模式,也不赞成高度竞争追求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希望中国走出一条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农、轻、重生产为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记得1982年5月19日,父亲召集了一次研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对消费问题的意见虽不能完全一致,但已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并产生积极影响。

  父亲主张在新形势下,既要刺激消费,又要引导消费,这是改革开放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他不主张城乡居民的收入过分集中在储蓄方面,不同意过分地强调积累。他请大家研究一个问题,“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积累基金,另一部分是消费基金。……个人储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当起什么作用?如何起到这种作用?”他说了自己的意见:要研究一下,这两方面的比例关系怎样处理比较适当。如果处理不当,也不利于我们发展生产。

  我们当然要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是过分地采取节衣缩食的办法来储蓄,这于促进生产的发展是否合适?我们不提高消费的口号,但是要适当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费,引导人民正确地消费。

  父亲提倡消费,同时也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他反对不合乎生产力水平和豪华奢侈的高消费,他更痛疾首地反对生产领域中的浪费。对浪费资源、盲目投资、不计成本、没有效益、不惜民力、长官意志的经济增长模式,他有着一种天然的恶感,并把它归之于体制问题。碰到一些反反复复、劳民伤财的胡子工程,他总爱说一句话:“张书记挖,李书记埋,王书记上台又重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拉动内需的今天,对消费和浪费认真做一区分界定尤其重要。

  父亲也接受了中国古代文化“立德、立功、立言”的思想,他希望真正的共产党员能为人民的事业立德、立功、立言。他说:“我们共产党员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决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

  1983年12月22日,父亲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时,提到管子讲:“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司马迁的《史记》把这句话改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对此,他做了认真比较,他认为这种古典的经济思想是对的,需要我们很好地借鉴发挥。

  他说,苏联为什么几十年富不起来?就是苏联领导脑子里没有老百姓,光搞钢铁,扩充军备,争霸世界。他认为,要想办法使人民用智慧和劳动的双富裕起来,国家就强大了,就能抵御一切风浪,立于不败之地。

  不久前,我遇到一个对父亲充满思念的人,他是黑龙江农垦局的局长,一位当年支援北大荒的知青,叫隋凤富。他很激动地告诉我说,“现在黑龙江农垦区已经种植水稻1000万亩,而韩国全国的稻田才700万亩,我们产的全部粮食可以供四个直辖市、香港、澳门、还有西北几省吃几年。我们当年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啊!”

  原来在1984年8月,我曾经陪同父亲休假,到黑龙江北大荒农垦区。虽然垦区的群众辛勤奋斗几十年了,但与内地的生活差别依然很大。父亲对当时遇到困难的垦区人说,“你们必须要自负盈亏,要有盈亏的思想;这么大的面积和资源,你们要能一统天下;现在遇到了困难,旱路不通走水路嘛,可以种稻米”。隋凤富说,胡耀邦的这几句话对他们的发展帮助很大,影响也很大。

  父亲走到哪里,都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帮助,因为,他对当地人民的心愿有了解。父亲说过,“到下面去是第一步,第二步要认真听取群众的反映和呼声,第三步要研究群众的经验,同群众一道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川西北,父亲给马尔康人出主意:“林区的人民要富起来,只有四条出路:一是营林;二是加工;三是采矿;四是修建。什么修公路、建水电站,都让老百姓去搞。还有商业、运输、旅馆、饭店,也让群众去办。总之,东方不亮西方亮嘛!”

  在云南省中缅边境的德宏,他和傣族、景颇族人合计:“群众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可以种些木瓜、香蕉、菠萝、芒果等热带作物”;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当自治州州长说由于当地搞不了大的工业,所以人均收入还不到240元时,他说:“不要老是盯着大工业,哪里来那么多的投资?要搞乡镇工业,特别是家庭工业,联户工业,几户人家联合起来搞,来得最快。”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父亲对于大量出现的自谋出路、自主创业、乡镇企业、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一直很赞赏、很爱护,并把它称为“光彩事业”而大力倡导。

  让老百姓和生产资料合起来,在结合的过程中如何让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是需要我们来动脑筋解决的复杂问题。

  父亲曾经说过“党的富国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勤劳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的。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者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因为一办起家庭农场,他就不能瞎指挥了,也就没有谋私的权了……目前,办家庭农场,群众说是‘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就是怕有顶门杠,你们有中梗阻没有?你们的顶门杠拿掉了没有?不行的就是要调开,拿下来。”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正是改革的目的。父亲当年的这一观念十分牢固。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富民政策”宣传得最得力,几乎绝大部分省都打出了兴省富民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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