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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档案: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是如何殚精竭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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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国共两党内战的果,与美国的干涉有直接关系,本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呕,殚精竭虑。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参与了对台工作的许多重大决策。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亲自领导了党和政府的对台工作,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底1979年初,决策实现对台方针政策的历史性转变;第二阶段,1981年9月“叶九条”发表,“一国两制”思想开始形成;第三阶段,1983年6月提出“邓六条”,规划两岸交流的具体途径;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提出发扬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传统,振兴中华民族的新思路。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

  一、决策实现对台方针政策的历史性转变

  党的对台方针政策在建国后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期间,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4年元旦社论将对台方针表述为:“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和解放台湾。解放台湾是包括台湾省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神圣义务。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期,仍然延续了“文革”中的一些提法。1977年2月28日首都各界纪念 “二?二八”起义3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四人帮’既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又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粉碎了‘四人帮’,对盘踞在台湾的蒋经国的反动统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加鼓舞了包括台湾省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斗志。”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和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都明确规定“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方针。

  这个方针的调整缘起1978年5月美国总统卡特对华政策的转变。1978年5月,卡特表示接受中国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项基本条件,年内采取行动。从7月开始,中美就建交问题进行艰苦的谈判。在中美建交谈判过程中,邓小平做出调整对台工作方针的历史性决策,即把“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调整为“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统一大业”。不提“解放”二字,代之以“解决”二字。从10月起,邓小平开始在内部讲话中使用“台湾归回中国”的提法,不再提“解放台湾”。在中美建交谈判进入“谈成”的实质阶段,1978年12月13日前夕,他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第六次会谈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要明确表示:美方可表示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时我方也要用相同方式表示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这里,邓小平亲笔用文字形式确立了“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新提法。之后,中美建交公报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也用“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新提法,替代了“解放台湾”的提法,对台工作方针实现历史性转变。

  1978年12月24日,邓小平阅胡绩伟报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修改稿,作出批示:“乔木同志:两件我看可用,请你再斟酌一下,最好提到今天下午政治局会议讨论。”为缓和两岸局势,1979年1月1日,徐向前以国防部部长名义发表关于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的声明。同日,《告台湾同胞书》公开发表,公告阐述了中共对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强调“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提出商谈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实现通航通邮通商。这些内容,邓小平在此前的内部讲话中多次作了阐述。

  根据中美建交时达成的协议,应美国政府的邀请,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问美国。访问期间,邓小平多次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当然,他也同样强调,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邓小平访美期间的公开宣讲,使对台工作的新方针为国际社会广为知晓。

  二、“叶九条”发表,“一国两制”思想开始形成

  对台工作方针实现历史性转变后,邓小平随之将解决台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79年1月1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讨论《告台湾同胞书》的大型座谈会,邓小平在座谈会上说,今天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这“也是由于在国内和国际的工作中取得重大的成就的结果”。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了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其中第二件事,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他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

  邓小平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和台湾方面建立沟通的渠道。1978年5月,蒋经国当选为第六任“总统”,成为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和蒋经国是老同学。1926年,22岁的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主动要求出国深造的蒋经国也在这里学习,这一年蒋经国才16岁。邓小平和蒋经国二人来往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同学情谊。邓小平1926年底回国,蒋经国则直到1937年才回国。苏联一别,二人从此没再见过面。邓小平很惦念在莫斯科的这一年同学情。

  邓小平第一次给蒋经国带话是1980年5月14日。这天上午,他会见日本国策研究会代表常任理事矢次一夫一行时说:“请你对蒋经国先生讲,我们都是过七十岁的人了。他刚过七十,比我小几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会给我们讲些好话,为后代做点好事。”“他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私下同他们谈谈,把他们的意见告诉我们。双方沟通思想,寻求合理的方式、方法,能够尽早的实现这个统一。”

  1980年9月9日,邓小平带话给陈立夫。陈立夫非常盼望海峡两岸能够统一,他倡导“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倡议进行国共第三次合作。

  这天,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学者陈树柏。他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儿子。邓小平说:陈立夫“有民族感。在有生之年做点事嘛。我同他不认识,你见了他说我问候他,尽管没见过面,哲学、思想、见解都不同”。说到两岸统一问题,邓小平动情地说:“元老中他还能说说话。在统一方面可以做点事嘛。统一是大势所趋,问题是我们这一代还是下一代。我想由我们这一代交账为好。不行,还有你们一代。希望早一点。在这方面需要慢慢积累。八十年代我们每一天都把统一摆在议事日程上。”

  也是在9月9日的这一天谈话中,邓小平让陈树柏带话给蒋纬国。他说:“你去台湾可以跟蒋纬国说说,我们欢迎台湾的人多回来看看。”“你可以给蒋纬国谈一下,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解决,下一代解决这个问题更困难一些,那时出现什么情况很难讲了,例如台独。”“有机会可以对他们解释,你在台湾认识的也不止蒋纬国一人,你父亲老部下、老同事多得很嘛。”“我说的是真话。你可告诉蒋纬国,请他转告他哥哥,我讲的台湾问题都是真话。”

  这些带话,开了两岸沟通的新阶段。

  对台工作受中美关系大局的深刻影响。中美建交后,美国国内仍然存在一股企图保持对台湾控制的势力。1979 年4月卡特总统签署的《与台湾关系法》,实际上重新恢复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80年是美国大选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在竞选中发表了明目张胆地鼓吹“两个中国”的言论,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里根上任后, 是否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成为对华政策的严峻考验。1981 年6 月,邓小平指示,要同美国进行一场售台武器的斗争。自此,两国外交部门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紧张谈判。

  为了适应新形势,排除干扰,邓小平提出需要全面、系统、具体地公开阐释对台政策。1981年9月30,在建国32周年国庆前夕、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后称“叶九条”。这些内容是把邓小平此前在内部的一系列讲话进行了归纳和概括,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力争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祖国大业的诚意,在国际上引起了积极反响,也配合了中美关于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连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九条建议是条件极其豁达的和平姿态” 。

  “叶九条”继承《告台湾同胞书》的基本精神,强调“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同时,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新政策,如:1、第一次公开、明确地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2、对统一后台湾的地位问题作了明确定位。“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3、明确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在统一后职务要作妥善安排。“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叶九条”的发表,表明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开始形成。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李耀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那个制度。” 1984年12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三、提出“邓六条”,规划两岸交流的具体途径

  “叶九条”发表后,对台工作进入新阶段,两岸开始进行多渠道沟通工作。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考虑到台湾同大陆统一后的特殊情况,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中美“八一七”公报的发表,打开了两国因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形成的僵局,避免了中美关系的严重倒退,为中美关系在80年代中后期的平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82年7月24日,在邓小平决策下,廖承志发表致蒋经国先生公开信。此前,蒋经国在悼念其父蒋介石的文章中写道:“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了解这些情况后,邓小平指示由过去和蒋经国有历史渊源的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信,晓以大义,陈以厉害,动以感情。廖承志当时任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他父亲廖仲恺与蒋介石是国民党时期的同事,他本人与蒋经国是儿时的好友,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由他来写这封信,于公于私都很合适。

  公开信提出“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三次合作,大责难谢。”“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邓小平具体指导这封信写作和发表的细节,他和廖承志商定了信的主旨,亲自批示发表,还关心发表的方式和效果。对于蒋经国拒绝的态度,邓小平很大度,表示能理解。8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陈树柏等时,谈到蒋经国拒绝这封信的情况说:“见到他,你代我向他问候,他有他的难处,可以理解。不要一直板着面孔,他自己不能出面,可以让别人出面”。

  此时陈立夫也在酝酿一个大动作,他决定派出自己的私人代表杨亨显来大陆沟通。邓小平敏锐地指出:“这是一件大事,要抓紧,要准备和陈立夫深谈。”1983年5月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杨亨显,衷心希望两岸早日开启和谈,对国家民族作出交代。

  从1980年起,经过3年扎扎实实的工作,到1983年,两岸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国民党当局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取代过去“武力反攻大陆”的僵硬立场,两岸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体育、卫生等各方面开始有了接触和联系。

  邓小平是一个善于捕捉机遇的战略家。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选择时机,于1983年6月26日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发表一篇精心准备的正式谈话,以规划两岸沟通的具体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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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评论
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看到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让五星红旗插遍台湾的每个角落!让台湾同胞认同自己是真正的中国人!并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与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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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屎上度上黄金还是盖不住臭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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