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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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忆九一八前后:长春被占领后“维持会”纷纷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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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接着是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出沈阳,退守锦州一线,听候国联处理;而长春等处,旋即被日军占领,张景惠、赵欣伯等的“维持会”纷纷出现。



本文摘自《民国记事——徐铸成回忆录》,作者:徐铸成,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大公报》设在天津的旧址,是在日租界最主要的大街——旭街。详细的是:旭街四面钟对过。


所谓四面钟,顾名思义,是有一个四面可见的大钟。它设在一家日商西药店三层楼的屋顶。四面钟旁边,有一幢四五层的大楼,名为德义楼,是日商开设的最大旅馆,而真正的旅客却望而却步。据说,里面设有各式各样的鸦片馆;此外,经常出入的是穿和服的、旗袍的花枝招展的莺莺燕燕。每当春夏季节,我们编辑部的窗子打开,浓郁的烟“香”和脂粉香味,不时阵阵飘来。


我们就有一位同事何心冷,受到这种诱惑,染毒日深,以至工作时精神恍惚;也有一位专做夜班照料工厂的庶务先生周作恭,每当深夜精神不继,就到对过去“香”几口,积久也成了“老枪”。我先住在集体宿舍旁边的小楼上,后来,和一位同事合租了上下各四间的小楼庭院。那里,离报馆不算远,但每当看了大样回家时,常常会碰到抄身。天津日租界的抄身,是从后面来的,夜深人静,正想急急回家,冷不防从后面某个角落里窜出一两个日兵和便衣汉子,“举起来!”一声吆喝下,被从上到下搜一遍。然后,这些人又“影”进黑暗里去了。


在旭街中原公司(当时天津唯一的大百货公司)以北,是一段闹市,马路背后,就是妓院集中的地方。旭街靠近法租界后面的几条马路,则到处可见挂着某某洋行招牌的小房子,听说它们的主要营业,是贩卖红丸、白粉和吗啡之类的毒品,也有贩卖枪支的。还有一些看去像是旅馆的铺子,门口的招牌上,去口写着“五角随便”的大字。


就在这黑暗境中,我经历了“九一八”前后的一段时间。


平心而论,《大公报》在“九一八”以前,对日态度是很坚决的;当“万宝山事件”(日阀挑动朝鲜人民残害当地中国人)、“中村事件”(日本特务中村失踪)相继发生后,《大公报》发表了不少社论,指出东北危机迫在眉睫,唤起国人注意,提醒南京当局密切重视,认真应付。


那时,我已改编地方新闻,“九一八”那天晚上,看完大样后,我还写了点东西,午夜1时许离开编辑部时,并没有什么重大新闻。第二天翻开报纸,见要闻版下角有一小段加框的“最后新闻”,大意说,据北宁路(北平通辽宁的铁路,即今日的京沈路)局接沈阳电话,北大营方面的日军,忽于昨晚起对我军发动进攻,枪炮声迄今晨尚未停止。这一短短的新闻,想不到就是中国乃至国际局势转入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我到报馆,才知这新闻是记者汪松年得来的独家新闻。他和北宁路(路局设天津)局长高纪毅很熟;白天,高对他说,沈阳来电,日军调动频繁,景象异常,可能要出事。因此汪一直守在路局,在深夜一时,路局接沈阳电话,日军果然开火了。他打来电话报告时,要闻版早已截稿拼版了,于是连忙抽掉一小段,补进这“最后消息”。而日军于进攻后,立即切断通关内的一切交通线,所以别的报纸没有得到这个消息。


接着是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出沈阳,退守锦州一线,听候国联处理;而长春等处,旋即被日军占领,张景惠、赵欣伯等的“维持会”纷纷出现。


“九一八”后的第三天,张季鸾胡政之召开全体编辑会议,讨论今后编辑计划。这样的“民主”,是从来没有过的。张宣布他和吴、胡商定的编辑方针,是“明耻教战”四个字。他阐述说,中日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致,而双方力量悬殊,不应仓猝开动战端。如何“明耻”呢?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逐步侵华的历史原原本本清理出来,向读者介绍。他当场指定汪松年主持其事,由王芸生加以协助。如何“教战”呢?请懂得现代战争的军事学专家蒋百里编“军事周刊”,向国人介绍军事常识。


后来有人说,《大公报》之反对立即抗战,是由于9月底蒋介石叫于右任给张季鸾一电,请他支持南京的“援抗”主张。根据我的记忆,如上所述,张、胡等的方针,早在于电前就决定了。至多,只能说是彼此同感,一拍即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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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历史 作者:徐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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